美国仍是全世界寻求领导以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帮助找到危机感、加强联盟并扮演前路上的设计师的目标国家。

美国试图通过使用包括外交、军事行动、经济政策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与开发在内的国家权力工具向盟友提供保证并威慑敌人以支撑国际秩序。

最近几届政府期间，美国在全世界的参与和支出水准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在过去10余年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了投入成千上万美军的作战行动，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以建设一些东道国军队的合作能力，同时还对“阿拉伯之春”的挑战与机遇作出了反应。加上与复仇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新的竞争，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猖獗的网络战，美国几乎完全没有犯错的余地。

在同一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性的财政调整。

战略的“目标-方法-手段”（ends-ways-and-means）中的“手段”所面临的这种下行压力，使得美国在危机发生之前就积极介入并缓解之的努力，以及对由于危机的持续而不能后退的责任分担同盟的积极领导，都变得更为困难。

然而，在广泛的全球不确定与变化中，无论从战略还是道德来看，领导的必要性仍然存在。

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坚持了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重要性。这些论述似乎表明了历届美国政府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认知的连续性，这可能也为美国的盟友与敌人提供了一种可预测性。

事实上，正如斯蒂芬·谢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在《最高纲领派：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参与倾向于在两种风格――最高纲领（maximalism）与紧缩主义（retrenchment）――的总统领导之间波动。

除了美国在世界上领导的这种周期性波动，美国已经丧失了一些确定危机感与设定前路议程的清晰与自信。

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全球危机的绝对数量。部分地，掠夺性治理（predatory governance）是一些地区的规则，在这些地区被排除出社会契约的公民变得日益边缘化，并日益遭受迫害，最终导致了不稳定。

另一个原因是当前危机的绝对复杂性。这些危机不仅仅是非线性的，在性质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千变万化的，在许多危机中善意的投入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适得其反的结果。例如，虽然已进行了多年的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投资，但美国在对抗当前全球性的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持久的收获。无论是中东的难民危机，中东以外的“移民危机”，或者巴黎等地的恐怖袭击，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范围正日益全球化。

地区大国和地区之外的大国在危机中立场分化，使得现有的对抗加剧，也使得这些国家更接近可能导致传统冲突的失误或挑衅。

由于人类的身份和价值的基本问题危如累卵，这些问题需要开明的领导和美国的参与。

然而，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具有突出的宗教维度的问题，要求整合政府与公民社会，国内与国际利益相关者，硬实力与软实力，以及宗教事务、世俗政治进程甚至技术平台。

太多的时候，这些努力仍然是分开的。

当前，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机构与智库举行的无数的安全与政策对话，通常不包括宗教领袖与文化专家等。

这种缺乏跨部门的整合，威胁或者甚至阻止在一个正在逐渐威胁全球稳定的紧迫议题上取得持久的进展。

当然，与治理、公民权和安全有关的问题，在中东与北非之外都是存在的。

不可避免的是，特朗普总统将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无数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的领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理解并参与这一过程中的身份与宗教的关键因素的能力。

当然，在这一点上，美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总的来说，持续的美国领导要求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如何确定其利益的优先次序、如何与传统和非传统的盟友合作以及如何在世界各地展示其外交、国防与开发能力等进行认真的审查。

十分有限的资源与交叉重叠的全球不稳定之源，使得消息灵通的、关照全局的美国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虽然美国历届政府的全球参与水准可能周期性波动，但特朗普总统有机会和义务去吸取过去的教训。

全球环境中的不确定与动荡固然是一个值得忧虑的理由，但美国在复杂与危机中的领导可以是一个希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