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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热点新闻，河南省太康县一位叫王凤雅的小女孩，因为视网膜母细胞瘤而去世。在其患病期间，母亲杨美芹在网上进行过一次众筹。孩子去世之后，有人在网上指责这家人诈捐15万，并且挪用善款给得了兔唇的小儿子治病，小凤雅的病情被一拖再拖导致死亡。

后来经过媒体、慈善平台和当地警方证实，众筹金额为38000元，而不是疯传的15万，家属公布了明确的花费明细，已经把剩余的1000多元交给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至于挪用善款给儿子治兔唇，这也是如假包换的谣言，孩子治疗疾病是去年的事情，花费全部由嫣然天使基金会承担。

当然就算是这样，想消除公众的愤怒，依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们纠缠于两点，向这位母亲发难————

1、杨美芹到底有没有主观故意或者失误，造成孩子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2、为什么这个病的治愈率很高，但是家长却没有全力以赴为孩子治病，这不是恶，是什么？

刚开始看到这条新闻时，我也有这两点疑问，毕竟在志愿者和围观群众的声讨声中，这的确是无法忽视的疑点。但是我的内心又隐隐觉得，单方面的信息流，总是会习惯性屏蔽掉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是受过严格新闻训练的我，一直以来警惕的。

直到今天看到了丁香医生深度报道团队的一篇文章，这些疑问才找到了答案。在这篇叫做《王凤雅之死：农村家庭残酷物语》的报道中，作者非常详细地展现了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在遭遇两个孩子生病的困局时，那种无力和挣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看完了我基本上能得出一个判断，母亲杨美芹在女儿小凤雅的救助上，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极限，用她的话说，更深层次的治疗“我觉得我做不到啊”。但是在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和围观群众看来，这个母亲没有倾家荡产去治病，就是在犯罪，无异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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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从未想过爱在伦理上是没有条件的，绝对付出的，而现实中却经常受制于客观条件，不得不经常做出妥协和退让，缺乏基本经济基础的爱是脆弱无力的。

一无所有却要不顾一切的付出，这种爱已经失去了爱的意义，与粉身碎骨同归于尽没有差别。

一个丈夫智力有缺陷，儿子还在治疗兔唇，五个孩子需要抚养，年收入不足两万元的极端贫困家庭，女儿王凤雅的病随时都可能成为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极端的贫困限制了这位母亲的勇气和爱，基于现实的层面考虑，她能够为王凤雅做的其实并不多，她认为自己尽力了。

当然在大城市的人看来，这种爱是有选择的，点到即止的，让人如鲠在喉的，看客们愤怒的根源在于——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是来自于城市的基本伦理；而客观的现实，则是农村人在悲剧来临时的苍白无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对撞。

从城市人看来，杨美芹没有全力以赴救助女儿；在杨美芹看来，癌症是一个无底洞，两万块钱的押金就把她吓尿了，她能做到的就是这些，否则可能搭上全家的未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需要在恐惧面前做出选择，让这种家庭去花费巨资治病，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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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生存率很高，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眼内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生存率高达 95%。就算在中国，这种病的生存率也是90%以上。多名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杨美芹去年11月第一带孩子看病时，保命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这也是很多网上指责他们的人，质疑最多的一点，既然筹到了十几万，为什么不赶紧给孩子治病，一拖再拖，最终无力挽回。

事实证明，十几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筹到的38000多元是不够治病的。

权威眼科医生赵军阳表示，眼球摘除手术大概几千块钱，装一个假眼义眼一万多，化疗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费不会超过 5000 块钱，做 4 次化疗，包括交通食宿 5 万块钱也够了。保眼治疗贵一点，费用大概是十几万。

十几万，对于城市人来说没什么，对于一个年收入不到两万元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上面写满了绝望二字。

我们对贫困农村的现状了解多少，我们就能理解杨美芹几分，这完全是认知上的巨大矛盾冲突。

这是一次来自城市的俯视，以及农村的悲情仰望，勾勒出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现实中国。

杨美芹和网上指责他们的人，他们做的都对，他们又做得都不对。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杨美芹不是恶魔，她只是一个欲哭无泪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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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遇到这样极端的社会新闻，我都想在纷繁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最终得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结论，最终都会看到一出关于命运的惨剧，这种惨剧可以复杂到你很难用对或者错来定义。

我把这个新闻说给我妈听，她难过地直擦眼泪，说自己心疼小凤雅的遭遇，也很理解杨梅芹到做法，她说这家人可能就像活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一大家子连基本温饱都可能都得不到保障，得了什么病之能在家里硬抗，更不要说这类听上去非常吓人的癌症，基本上之能选择等死。

在大病来临选择等死这方面，其实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甚至不分阶层和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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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周国平的女儿妞妞，曾经得的就是这种病，双眼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他和杨美芹一样，选择了放弃。他放弃的理由是绝望，“没意义，完全没意义。世上是有绝望这种东西的！既然难逃一死，何必再让她在死前遭受这番痛苦呢？”

时隔多年后，周国平想起这件事情，就痛苦万分，认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当时周国平的这个选择，就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他写的关于这件事情的书，在西方医学界被当作伦理教材来看，没有谁从道德层面去定义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没想到妞妞的悲剧，二十年后在小凤雅身上重现，就连结局都如此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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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面前，中国人往往十分脆弱，这种脆弱一方面来自于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对癌症的无知和恐惧。

去年英国BBC电视台的一档叫“Victoria Derbyshire”的时政栏目，直击英国华人社区的健康问题，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华人社区普遍存在讳疾忌医、医学常识匮乏的现象。

在片中，受访的肿瘤科医生Lip Lee认为，华人有一种倾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疾病，包括肿瘤，其实早期正确治疗没有问题，可以不需要受苦。但是很多人否认，认为痛是正常，那是命，或者选择去看中医。他说，“很难说服他们和癌症抗战。”

那是命，说得多好啊，有多少中国人，其实就是信命。

有人指责这家人，说你们都这么穷了，还要生五个孩子，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不在农村生活的人，不知道男丁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跟不明白人口对于劳动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贫穷，所以才要多生，正是因为多生，造成更剧烈的贫穷，这同样也是命。

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有能力反抗者信命，无能力反抗者也信命，一切都是命，似乎成了解释这类悲剧最无奈，好像又是最合理的逻辑。

如何去理解生命之意义，这是一个浩瀚的命题，至少到现在，很多人依然不懂，或者说没资格去懂。

这才是我深深感到悲伤，乃至于绝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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