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香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萧滋先生葬礼明日在香港举行，本版特刊发曾任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先生悼念文章，以兹纪念。

前几天，我写好一篇文章，因文中提到萧滋先生熟悉的人和事，于是想寄请老人家指教。不料突然被告知，老人家刚刚走了。

我顿时怔住，难以接受这个意外的噩耗。几个月前参加香港书展，顺路到萧滋先生家里拜访。那天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虽已是91岁高龄，且多年前曾患皮肤癌，但他告诉我“感觉和健康人没什么不同”。我从内心里为他高兴，为他祈福，可是谁能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癌症恶化呀。

萧滋先生是香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人称萧公。在老一代出版家里，他是我特别敬重的前辈。

我生也晚，虽与他同为三联人，却不曾在他领导下工作。1996年我到香港三联任职时，他早已退休。但因为他关心三联，与我多有来往，我们成了忘年交。

大家背着一捆捆《人民画报》走街串巷，竟然破纪录地将画报的订数扩大到10万册

在我心目中，萧公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也是一位纯粹的文化人，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

在香港出版圈里，萧公的儒雅，是一向为众人所称道的，他身上有一种浓重的文人气质，使他永远风度翩翩。也许，他天生应该是一位艺术家，因为他自幼喜欢美术，在书法和绘画两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晚年又投身于书画创作，成为香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但是，他的人生事业定位在出版方面，这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而且无怨无悔。

萧公是广东人，在上海出生。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考虑到要“效力国家”，原本已经被杭州美专录取的他放弃了从事艺术、成为画家的梦想，应聘到北京的国际书店里做欧美图书进口工作。一年以后，凭借懂得粤语和英语的条件，他被选派到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萧公是当时香港出版界难得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了解市场，懂书。他先在新民主出版社负责图书进口和发行，1963年调入三联，此后，直到1986年退休，23年中他始终是香港三联的负责人之一，1979年起任总经理。

香港三联作为中资机构，它的发展和大陆出版是彼此呼应的。“文革”前，它的功能侧重在发行方面，主要是将大陆图书介绍到香港及海外。萧公利用自己长期从事图书进出口的经验，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那一时期许多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的图书，包括人文社科著作，也包括文艺作品，从毛泽东著作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三联都安排在香港翻印，并发行到海外地区。当时，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萧公和三联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宣传新中国。在“文革”时期，大陆的出版陷于停滞，香港三联没有多少进出口业务，萧公他们就铆足了力气发行《人民画报》。大家背着一捆捆画报走街串巷，一家家地敲门推销，竟然破纪录地将画报的订数扩大到10万册。要知道，当时香港的总人口不超过500万，平均50个人就订有1份，这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萧公本人的性格一向温文尔雅，反对任何偏激和过分的行为，私下里，他曾表示过对某些“左”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上级要他带队去示威，他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哪怕是去坐牢也义无反顾。我想，这反映出萧公性格的两个侧面：他既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同时也是富有血性的刚烈男子汉。

巴金《随想录》的第一个出版人，是萧公

作为出版家，萧公一生事业的春天是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他接任了三联的总经理，恰逢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同志对香港三联做出了指示，说“香港的书店要为香港人做事”，同时要求三联：“立足香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沟通台湾”。这时萧公感觉到可以大显身手了。

萧公和当时编辑部负责人潘耀明等开始策划原创选题，香港本地资源不够，就找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仅仅几年中，就推出了《历代诗人选集丛书》40种，《回忆与随想文丛》20多种，《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50种。还有《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各12卷，等等。从此时开始，香港三联在读者中声名鹊起。

也许有人说，这些事做起来不难，主要是靠内地人帮忙编辑，到香港出书而已。其实不然，这些图书的策划，都是两地共同论证和部署的。香港三联加入合作，给内地出版社带来一些海外图书市场信息和出版理念，同时也在资源上给予支援，使内地同事们增强了合作出版的信心。所以这些合作项目，结果都是双赢。

我记得80年代初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周围几位老编辑都参与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编选工作，他们是很为自己能给香港三联编书而感到自豪的，因为同样一套书的香港版，设计印装水平大大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的版本，很值得收藏。再如《回忆与随想》文丛，虽然组稿主要依靠北京三联的编辑，但是它的策划分明受到萧公等香港三联编辑的影响，结果是内地编辑根据港台海外读者的需求，邀约巴金、老舍、柯灵、徐铸成、陈白尘、新凤霞、黄裳、臧克家等文坛名家撰写回忆录和随笔。

这套书的选题，也是双方互补的。例如，大家可能听说过北京三联范用先生承诺“一字不改”出版巴金《随想录》的故事，文化界一直把这事传为佳话。但其实范用先生出版的只是《随想录》的5卷合订本，时间是在1987年。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从1980年就开始陆续出版了《随想录》的单行本。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香港三联还领先一步，于1979年就出版了《随想录》的第一集，并且就收录在这套《回忆与随想丛书》里。大家同样都是“一字不改”的。所以若是追根求源，《随想录》的第一个出版人，是萧公。

因为从事原创出版，萧公和香港三联也联系了很多作者，其中大多是名家。北京三联也从中受益。例如，人们知道，黄永玉先生和北京三联关系紧密，90年代就在这里出版过《永玉六记》，但是大家未必了解，80年代，萧公率先在香港出版了黄永玉的《永玉三记》。再如，我在北京三联工作时，曾经出版过杨振宁先生的几部著作，我总对人说，杨先生是三联的老作者了。其实杨先生的第一本回忆性散文《读书教学四十年》，早在萧公主持出版业务时，就在香港三联出版了。

做出版最重要的是眼光和魄力，也就是所谓的胆识。这就是要看得准，敢拍板，对于有价值的选题，毫不犹豫地投资、支持。萧公基于多年从事进出口和图书发行工作的经验，做了不少堪称大项目的出版策划。拿上面提到的一些丛书和文集来说，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香港三联来说，都是不小的风险投资，但萧公敢作敢当，这样才使香港三联积累了一批作者和选题。他根据廖承志“面向海外”的指示，敏感到三联除了可以用中文出版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以外，还可以把这些书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出版。于是他利用香港三联在图书装帧设计和印刷方面的优势，组织出版了多本大型画册，如《敦煌的艺术宝藏》《西藏的布达拉宫》《藏传佛教艺术》《中国园林艺术》《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等。

每一本除了香港、台湾的中文繁体字版以外，还有英文版，有的甚至有德文、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香港三联早在1981年就用《敦煌的艺术宝藏》（英文版）这样精美的大型艺术画册向西方介绍敦煌，这在中国出版界肯定是个创举。因此可以说，萧公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

话说回来，做画册对萧公来说，不仅依赖他多年的市场经验，而且也得益于他自幼形成的美术修养。他做的画册，水准极高，在设计印装方面绝对可以和国际水平接轨。须知在80年代初期，不仅中国内地出版社还不具备制作这样画册的技术条件，即使在香港，萧公做书的品位、品质和品相也都是一流的、上乘的。作为读者，如果你了解香港三联的图书几十年来在装帧设计上屡获大奖，知道讲求装帧设计是它的一个传统，那么你可能也需要知道，这个传统来自于80年代，始自萧公。

没有萧公的眼光和魄力，就没有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

提起萧公做画册，不能不提到王世襄先生的名著《明式家具珍赏》。正是这本画册，奠定了王老作为“明式家具学”创始学者的尊崇地位，使其赢得了全球文博界的极高评价。同时，这本书还带动了明式家具热潮的兴起，使香港成为中国古典家具的集散地。应该说，这一切都源自萧公。因为如果没有萧公的眼光和魄力，根本不可能有这本书。1982年，萧公在访问文物出版社时，从王老的一本厚厚的以文字为主的书稿中发现了拆分一本画册的可能性，提出与文物出版社合作的计划，即由文物出版社提供画册照片，香港三联编辑、设计、印刷。

现在回顾此事，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项出版投资，萧公当时承担了很高的风险（事实是在三联内部，他曾被质疑是“大撒钱”）。因为此书不仅分色制片和纸张、印刷成本太高，而且香港三联作为回报（版税或稿酬）无偿交付给文物出版社的1400册画册内文页，总价值达14万元以上，这一支付标准明显高于正常的版税（或稿费）标准。但萧公着眼于长远，不计较一时得失，倾力打造出这本精品巨著。果然此书后来不仅在港台畅销，还卖出了多种外文版权，这完全证明了萧公的预见性。

由于本书的全部照片由文物出版社拍摄，而该出版社并未将编著者（和家具实物的提供者）王世襄当做主要作者，因此他们拿到香港三联作为报酬的1400册画册内文页后，只给了王老100本样书，未付其他稿费（或版税）。于是王老感觉受骗上当了。由于不了解内情，他把一切责任归结到萧公名下。

其实，《明式家具珍赏》刚出版时，王老对萧公是十分感激的。书做得漂亮，社会反响强烈，使他有“心怀一时舒”的感觉，立即向萧公赠五言古诗一首，并亲笔书写成五尺条幅。诗中有“从此言明式，不数碧眼胡”之句，极显王老因此书为国争光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诗末跋语中有“戏做俚句书寄以博滋老一粲”等，“滋老”就是萧滋先生。

王老态度的转变发生在几年之后。他了解到这本书在香港畅销，意识到自己吃了大亏。但开始他只是和文物出版社打官司，要求收回版权，并没有公开褒贬香港三联。然而到了2002年，他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公布了他写给香港三联新任总经理的一封信。信中他直接指责萧公伤天害理，瞒天过海，挖掘陷阱，坑害作者，所作所为极不光彩。口气之严厉，措辞之强烈，字字句句都显示他愤怒已极！

当时我正在香港三联任职，以我对此事来龙去脉的了解，我知道萧公被大大地冤枉。如前所述，萧公在协议中给文物出版社和王老开出的报酬并不低，王老没有得到，与萧公无关。另一方面，萧公在《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几个月后就退休了，这本书盈利是后来的事。至于他曾想过，假如这本书有盈利，就用来补贴出版王老的其他一些可能亏损的书籍，这个计划在他退休后无法实现，这当然也不能怪他。

我曾为此找过萧公，希望他也写篇文章，说明当时的情况，为自己辩白。但是他只是笑笑，说：“是非功过，由后人评说吧！”仿佛完全不介意王老在报刊上对他的指责。事后我知道，虽然萧公明白王老在合作中吃亏，并不是他的过错和责任，但他仍有歉疚之感，为自己没能处理好此事感到遗憾。他的这种大度和雅量使我钦佩。

此后，萧公多年未再提及他与王老之间的不愉快，直至2009年王老去世，他才表示要写文章，而写出的竟然是一篇感情深挚的悼文，题为《真正的大师——王世襄》，高度赞扬王老的学术贡献。联系到此前的恩恩怨怨，萧公的境界怎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

70岁，回归青年时代的梦想，研习书画技巧

萧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出版事业，直到70岁时，他才开始回归自己青年时代的梦想，研习书画技巧，从事艺术创作。为此，他甚至专门到大学里参加美术专业培训班。

从这时起，我们见到的萧公，经常是头戴太阳帽，脚蹬旅游鞋，肩背画夹画板外出写生的形象。

他的天分极高，加之有自幼打下的基础，很快就成了香港知名画家和书法家。

他加入香港美术会和画家联会以后，作品几次获奖，画册得以出版，还有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俨然实现了一次人生的华丽转身。

他晚年在香港，作为艺术家甚至比作为出版家更有名。

然而，他对名利看得很淡。他说，在自己的创作上，他不期望有什么成就，不过是为了使晚年生活丰富一些，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所以他办画展，有人看中他的作品，要高价购买，他也不卖，相反若是有朋友向他求字求画求墨宝，他总是把自己创作的珍品慷慨以赠。我手里，至少有他不同时期赠送的4幅作品，其中他的水彩写生画《英国海军部》曾经在香港大会堂展出，并且获奖。

去年7月我最后一次去拜访他时，他对我慨叹，现在自己年岁大了，工整的楷书已经写不好了，然后便进入内室翻箱倒柜。起初我不知他要找什么，等他拿出一只卷轴，才明白他又要赠我墨宝。那是一幅以一丝不苟的工整的小楷临写王献之的长卷作品《洛神赋》，他展示后很郑重地赠我，嘱我收藏，说是留个纪念。他强调这是他多年前的作品，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幅，同样的水平，现在已写不出。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感动，受宠若惊，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当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将这幅书法作品的照片贴出，附言说：

今访92岁高龄的香港三联元老萧滋先生，获赠长卷墨宝，不胜感慨。萧公书画皆精，而此作乃心血之作也。我问萧公完成此作费时几多，答曰需两三日。文末跋曰：“晋王献之小楷洛神赋传至唐代只存十三行，余已临习多遍，兹试以大令笔意书写全文，如能得其十一于愿足矣。”落款为“戊子初春萧滋书于香江”。如此算来应是自藏十年之精品。受之有愧，感念于心。

这组照片引起朋友圈一片惊呼，点赞者达百人之多。留言皆称赏，诸如：“太精彩了！”“不得了，和碑文一样！”“美极！”“堪称精品，功力极深，好自宝之！”“当以拱璧视之！”“这小楷功夫令吾辈汗颜啊！”

我想，如果萧公在远行之时，能够听到这样的赞誉，应该可以欣慰吧。

供图/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