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赈，顾名思义，政府出资投资基础建设等工程，潜在受赈者通过劳动参与到相关的项目中去，还得劳动报酬。基本的特征，政府出资赈济，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直接给钱补贴，而是鼓励劳动获得报酬的方式实现。从设计上来看，用于增长中下层居民的收入，尤其是贫困区域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增加收入的同时便会增加消费能力，理想情况下，政府获得了公共投资的资产，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和收入，多赢的局面下，唯一的代价是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工代赈的赈字可以理解为主动的去定向扶贫，也可以是应对经济收缩的工具，《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2023年3月1日起施行，本次的赈字如何理解和实现，将是本篇的关注点。
1. 传统经济危机下的罗斯福新政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家无法消费得起对方生产的商品，通缩螺旋的结果是大家纷纷失业，本质是分配不均下的贫富分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消费有非常依赖多数人，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危机。现在课本上给出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那么我们经济体是否也会遇到产能过剩问题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思考方向大概不是制度设计，而是更核心的分配问题。
回归正题，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让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经济运转，市场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也会出问题，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银行破产、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过剩的农业产能被人为处理，小麦玉米当燃料，牛奶倒入河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预经济运转？至少从美国大萧条的经验来看，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萧条，罗斯福新政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以工代赈"，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重要的举措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积极的扩大支出，创造就业，转出居民收入收缩带来的支出收缩，再到收入收缩和失业的螺旋，比如大基建就是当时美国的救市工具。
此时的主流经济学发生了改变，从古典的经济学转向凯恩斯主义，小政府转向大政府干预市场运转，当然经济学在发展，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过度的使用一个可能带来滞胀，另一个则是极致凯恩斯主义下的明斯基时刻，并且在现实中均有验证，且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经济学持续在发展，各国也在尝试改进，而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修复财富结构和贫富分化是最有效的改进方向，即市场经济负责效率，宏观调控负责公平，兼顾公平是为了经济长期的稳定和效率。
2. 我们经济体干预经济的工具
结合上篇文章，2023年的两大基本经济困局，一个就是居民消费不足下的经济收缩问题，另一个是信贷扩张之后的债务积累问题。以工代赈更多想要缓解的就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自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以来就有的，市场经济分配资源不可能既做到效率，同时还能兼顾公平，也就是分配问题，财富总是向少数人集中，这时大家获得的资源无法消化市场的产出，进而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也能用来回答我们经济体是否也会遇到产能过剩问题呢？对于居民来说，收入下降最合理的决策就是缩减非必要开支，尤其是工业品的消费，比如电子产品和一些服务，一个人支出下降带动更多人收入下降，也都纷纷缩减开支，进入经济收缩螺旋，当然我们居民消费收缩是多方面原因，有发展阶段，也有房地产税收等问题，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想要转出经济收缩螺旋，一般分为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准确来说自疫情以来都在宽松且不断的加码，但并无法有效转化成市场的消费和投资，反而变成了少数人的存款，进入金融体系空转，这本身是货币政策失效的表现，当然这条路还在走，比如今年1月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又创涨价去库存以来的新高，M2增速高达12.6%，预计在今年就能看到300万亿的货币供应余额，但市场的反应依旧疲软。那么大政府想要干预经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财政政策工具，比如减税降费，去年一年就让利4.2万亿，另一个则是大基建，大基建本身也是以工代赈的一部分，总结起来就是政府部门减少向市场的索取，同时向市场撒钱。
以工代赈看起来很多好处，但政府干预经济总是要拿出成本，成本是什么呢？政府的财政赤字。这里要分开来看，一个是房地产高增长周期，大致在08年到18年，这时政府部门上大项目，虽然开支迅速增长，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土地财税可以支撑其扩大支出。我们表面看到的是政府部门增加支出，但实际上是居民部门购房交土地税在承担这部分的负债。但房地产挖掘居民储蓄是有极限的，18年开始减速，2020年居民杠杆达到62%，加不动了，这时政府部门上大项目刺激经济的成本基本都在政府负债上。
3. 以工代赈的钱从哪里来？
居民无法提供太多的负债，以工代赈的成本谁来承担？我们把政府部门债务也细分来看，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先说地方政府，明面债务看起来并不高，负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9%，但考虑到到地方的隐性债务，可能就很难了，以城投65万亿作为参考，GDP取120万亿，大概就有50%以上的杠杆率，当然把城投债都计入地方债务这样算不严谨，但可以大致作为参考，靠着地方继续负债来扩大支出预计很难，尤其是各个地方一半左右靠卖地来支撑土地财税的基础上，土拍数据大幅度下滑，在城投大量拿地下依旧折去3成，一出一进地方自己都在违约的边缘，不太可能贡献太高的以工代赈。
第二个则是中央政府负债，约占GDP的21.4%，相比于主要经济体并不高，比如美国和日本，这可能也是以工代赈能够推行的一个基础，想要转出经济收缩螺旋，现阶段看来只有这一个选择，用中央政府负债来换取市场收缩的减速，也大概是唯一可以仰仗的成本来源。
其实从疫情以来，政府的明面杠杆从2019年末的38.2%，增加到2022年末的50.4%也能看出来端倪，用凯恩斯主义救市，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加杠杆的过程，要么企业加（比如计入企业债的城投债务），要么居民加（比如房地产高涨周期的土地财税转移到居民负债上），要么政府加（比如疫情冲击以后）。至少在凯恩斯主义救市的成本上，我国经济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房地产周期内居民杠杆加的快了一些，居民的抗压能力强一些罢了，不要总是迷信什么东方经济学，基本的成本和收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最后，资金使用效率是一个未来值得关注的事情，中央政府靠负债挤出100块钱，花在哪里，带来多少居民收入增长，能带来什么样的市场响应，这对政府部门负债扩大支出刺激经济的效果影响极高，城投这几年借的钱还少吗？本质也是政府的隐性债务，带来的刺激市场的效果是值得思考的。
总结起来，以工代赈属于大政府干预经济运转的一个工具，在2023年开年就迅速上马，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应对我国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收缩问题。大政府干预经济总是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房地产高涨周期内，这部分成本通过土地财税转移到居民头上，而随着土地财税的下降，比如去年在城投这样隐形债大量拿地下依旧折去三成，虽然这部分负债计入企业债，但本质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经济基础差的地方大概都在政府隐形税违约的边缘，很难拿出以工代赈的筹码，考虑地方隐形债务，我国的政府债务很难说还有多大空间。而唯一可以加杠杆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发行债务增加赤字的方式来干预经济，为市场补血度过难关。
自此，你会发现，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还是我国，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转的最后选择上，基本殊途同归，靠政府负债来补充经济下行中市场缺失的流动性，只是有时候向市场输血的方式不同，有的直接发钱，有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能源补贴，有的是以工代赈，都希望通过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平稳或者说的比较多的软着陆。长篇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文章有益，请推荐给更多读者阅读，感谢您的关注、推荐和支持，将是公众号长期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