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获华亭泾人杨元祥，问以城中金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击贼，贼颇有伤者。显命真倭数人，登屋斩众，遂溃去。时商贾辏于南翔，金宝山积，贼取之不能尽，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遺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
原来这个连王直都畏惧的头目，能够指挥真倭的人见到日本主子却要叩头下拜，是个十足的奴才。
陈东本是“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其部下多萨摩人”。他“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人寇”。看来也是率领不少倭寇的头目，实际也是一个奴才。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用间说服徐海听抚，让徐海缚陈东以献。“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海固未之能也。”面胡宗宪催得又很急，于是徐海“出所故掠中国货物千余金，赂王弟，诈请东代署书记”。萨摩王弟得到这笔巨大的金钱，就答应了徐海的要求。徐海得到了陈东，交给了胡宗宪。实际上陈东是被他的主子萨摩王弟出卖了。
徐海的状况如何？没有具体的材料，但其早为大隅州的人质，地位可知。后来勾引倭奴辛五郎大掠沿海，他还是寄人篱下。他以大量金帛贿萨摩王弟要得到陈东时，陈东之所以去他那里，一是不敢违抗王弟之命，一是认为徐海“未必敢负王弟”。就是说寄人篱下的徐海是不敢轻易背弃萨摩王弟的，当然他更不可能对人家指手划脚了。
王直虽然是“夷人大信服”的人物，但其状况恐怕比徐海也好不了多少。王直为什么能在日本的平户呆下去，就是因为他“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等人，倭奴既从他那里得到好处，又从掠夺中国沿海得利。他自称徽王，但还是寄人篱下，得给平户岛主以好处，如果他凌驾于平户岛主之上，不给平户岛主以好处，那么也不可能在平户呆下去。
面这些真倭在中国的烧杀劫掠，是确确实实的外族入侵。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确确实实地反对外族人侵的正义战争。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与倭寇合流的海盗。史载：“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他于嘉靖二十三年入许栋伙，随贡使对日本交易。许栋从二十二年开始分掠渐江、福建。二十七年，许栋被巡抚浙江兼辖福兴泉漳提督军务的朱纨调兵歼灭。王直收许栋余党，自作船主，屯泊列港（即烈港，今舟山市金塘岛上的沥港镇），并又于嘉靖三十一年吞并陈思盼。所以这一时期王直不只是海商还是海盗，是亦商亦盗。但是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他掠浙东沿海，三十二年，为俞大猷所破，逃泊马迹潭，后又被汤克宽所破走白马庙，以后就遁往日本平户，“倾赀勾引倭奴”，遣其党徒连年劫掠沿海，而由亦商亦盗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与倭奴合伙的海盗。
那么，他们勾引倭寇劫掠沿海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是“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我们认为王直等人的行径不是什么“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而是海盗行径，是为虎作伥，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
说他们的行径是进行反“海禁政策的斗争”，不符合事实。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是从洪武初年开始的。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据《明代佞寇考略》载，仅洪武二三两年，倭寇人侵中国沿海竞达11起之多。而朱元璋下达实行海禁的命令是从洪武四年（1371）开始的。洪武四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将方国珍旧部及兰秀山流民11万余人分别隶属各卫的同时，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朱元璋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是为了巩固海防。可见是倭寇的人侵在前，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在后，明初的倭寇人侵不是由海禁引起的。嘉靖年间的海禁表现为时紧时松的特点。嘉靖元年（1522）发生了西草湾之役，嘉靖二年发生了争贡之役。明廷对这两次事件的反映之就是加大海禁力度。嘉靖三年四月，明廷规定对“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都是“犯重科”，从严处治。嘉靖四年八月，明廷下令査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八年和十二年再次下达海禁的命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渐弛。“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使通番之商人渐多。王直和他的同伙所以能在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就是因为当时“海禁尚弛”，可以到外国进行贸易。但在这种形势下，海上的剽掠之事时有发生。于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任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任职后，革渡船，严保甲，整顿军队，严守沿海，海防大有改观，海棼力度前所未有。但他这样做也得罪了与倭寇勾结的贵官家，这些贵官家在朝中的代理人弹劾他。结果朱纨于十八年四月被罢官，后来“仰药而死”。“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禁再度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于余艘，自淅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召（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倭寇大规模入侵开始了。七月，浙江巡按御史林应箕奏，四月中倭寇残害地方状况，请求惩治失事官吏，于是给事中王国祯、都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由朱纨得罪后裁革巡视都御史，故三省军民无所钤辖，虽设有海道副使，而权轻不便行事，请求复设都御史。疏下，吏兵二部覆议认为“国祯等言是。但巡视都御史必富兼假以巡抚、总督之权，使之节制诸省，方可责其成功…上从其议，暂设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漳、泉提都军务大臣一员”。明廷于当月任命王伃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防御倭寇的人侵。总之，嘉靖年间的海禁状况是嘉靖初年严，嘉靖十九年前后松，嘉靖二十六年后严，嘉靖二十八年后又松。从《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看，海盗头目金于老、李光头、许栋、王直正是在嘉靖十九年前后“海禁尚弛”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发展起来之后，并不甘心只是通商赚钱，而是同时进行劫掠，做无本生意。王世贞指出“中国亡命者，多跳海聚众为舶主，往来行贾闽浙之间，又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而闽浙间奷商猾民晌其利厚，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黠者又多取其责，匿去莫与酬。舶人怒，则辄有所杀害，而他舶不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渐彰闻。朝廷虑之，乃特设闽浙巡抚。”可见，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任浙江巡抚之后，严海禁，完全是由于海上不安定引起的。是先有海上的剽掠，而后才有海禁。不是海禁逼迫海商去劫掠，而是海盗的劫掠，逼得朝廷实行海禁。至于海禁是不是制止海盗劫掠的良策，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朱纨实行海禁，侵害了窝主官豪们的利益，结果被攻击去职，后来仰药而死。朱纨死后，海禁宽松。在朱纨之前王直等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实行严格海禁时，他们也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死后海禁放宽，这本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好时机，他们却不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而是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大规模掠夺东南沿海地区。这怎能说他们进行的是反“海禁政策的斗争”呢？实际他们由海商成为海盗完全是自我堕落的结果。都督万表说：
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许二部下管柜，素有沉机勇略，人多服之，乃领其（指许二）余党改住烈港，渐次并杀同贼陈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领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自陷黄岩，屠霩□而其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
王直等作为海盗同以往的海盗没有什么区别，同资本主义萌芽无关，更谈不上“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哪里有一点“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呢？
“蠢尔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缘我之内逆为之乡导也。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从掠夺这一点来看，不是他们指挥、调遣倭寇，而是他们以倭寇的意志为他们的意志。倭寇因有他们的帮助而猖獗，他们仰仗倭寇的势力而横行。他们穿倭服，剃倭头，劫掠中国沿海，实为倭寇的帮凶。如果说他们在海盗兼商人的时候，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还可能有点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当他们同佞寇合伙，掠夺沿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丝毫没有进步意义可言。王直等这些海盜与西方的海盗不同。他们不像西方海盗那样掠夺他国财富运回国内，以促进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是掠夺本国沿海，把大量财富运往日本，并帮助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已从海盗兼商人沦为勾结倭寇的汉奸。他们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而比倭寇还坏。因为他们了解国内的地形和人情，在他们的勾结和引导下，倭寇的掠夺往往得逞。而巨大利益的驱动，使更多的日本人参加到倭寇的行列，因此倭患越来越严重。其次，正是有了王直之流勾引倭寇，才使得中国为数不少的“小民”依附他们。如果只是倭寇，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跟着跑的，倭寇的势力也不会那么大。这就是真倭为什么只有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的原因所在。把百姓的依附说成是百姓主动造反是不合适的。
再次，我们来看一下依附倭寇的“小民”。有人认为：“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我们认为，“体现倭寇本质的”，不“是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而是为数不算太多的“真倭”。我们认为对这些依附倭寇的“小民”也要加以分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胁迫的。倭寇和那些汉奸头目“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名分班点闸”。“近日蛾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这些人是不情愿跟倭寇跑的，而且为数不少，难道他们能决定倭寇的性质吗？再一部分也不是“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而主要是穷苦的农民。郑晓说：“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既不能把他们等同于倭寇，也不能把他们等同于那些勾结倭寇的汉奸头目。他们在贼中是胁从。当时人就指出：“倭夷安从至哉？有首乱，有胁从有导引，明乎此而后贼可理也。“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是“首乱”还是“胁从”？郑晓说“小民”“相率入海从之”。有的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人而附之耳。”有的说“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可见这些“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不是“首乱”，而是“胁从”，是下海依附于倭寇的“小民”。他们虽然不像那些被胁迫者那样迫不得已，但是在倭寇这支队伍中，他们同样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无权决定这支队伍什么时间干什么，怎么干，人数虽多，只是听从入家的指挥，跟着人家跑，他们怎么能“体现倭寇运动本质”呢？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的平海卫大捷斩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在一些作战中，明军斩获的或完全是真倭，或真倭多“从贼”少。平海卫战后，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沉倭船四只，生擒真倭二十七名，斩获首级二十颗”；镇东卫指挥赵国柱率兵船出海，“冲沉倭船四只……，赵国柱捕兵生擒真倭一十五名，斩获倭首一十二颗；千户夏雋兵生擒真倭五名，斩获首级二颗”。这几次战斗擒斩的都没有“从贼”，即没有中国人。嘉靖四十三年，王仓坪战后，海道副使周贤宣率兵追到漳浦县地方，“分布民兵，生擒真倭五名，从贼三名，斩获真倭十级，从贼一级”；蔡丕岭之战¨当时纪验得生擒真倭四名，从贼一名，斩获真倭二百五十二级，从贼二级”。这两次作战斩获的和俘获的真倭都是绝大多数，“从贼”很少。仙游之战，围攻仙游四门之贼“几二万”而其中“真倭实有万余”。在广东，嘉靖四十三年，“新倭将近揭阳者，哨探人报，有云一万二三千，有云七八千，要皆大约言之，大抵盈万也。审之被获真倭说，是日本荫子马人，此地方人比别岛者为强”，侵略广东的也主要是真倭。在获得九龙山之捷后，俞大猷曾说：“猷行汤克宽、王诏，即催兵追逐，至九龙山一带，共擒斩一千三百余功。……又殿后拒兵者，皆真倭。今所得功真倭甚多，与往常不同”所列的这些材料足以证明，王直、徐海等一批汉奸头目被歼后，特别是嘉靖四十年后，跟着倭寇跑的中国人较前人为减少，但倭寇仍然很猖狂。这不仅说明，嘉靖三十七年后抗倭战争是实实在在地抵抗外族入侵的战争，而且也说明抗倭战争一开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战争，那些声名显赫的头头只不过是依附倭寇的汉奸罢了。
有人还以“在所见的倭寇史料中，连日本人姓名都找不到几个”，以此来证明真倭不是主要的。这恐怕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史料中所以对日本人的姓名知道得很少，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并不能说明侵略中国的就不是日本人。如果按照不知道日本人姓名就来否定倭寇是日本人，那么永乐十七年（1419）的望海埚之战，歼灭千余人的大捷也不是反对倭寇的侵犯，因为这次倭寇的人侵连一个倭寇的名字都没留下。当然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像平海卫、仙游等等之战说是打击的是真倭，也是不可信的了。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还谈什么历史呢！
以上我们分析了真倭、勾结倭寇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这构成劫掠中国沿海倭寇的三种成份。从这个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支队伍执行的是一条日本大名和武士所具有的“杀人、劫财、强盗”的路线，体现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集团的根本利益，干烧杀劫掠的骨干是真倭，他们的主子是大名，那些指挥他们的中国海盗头子，或者是大名的奴才，或者是大名的代理人，而众多跟着跑的中国“小民”，只不过是受制于人的胁从罢了。因此我们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就本质来讲，同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外族的入寇，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那场御倭战争就是一场确确实实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从武器装备和战术来讲，倭寇也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入，抗倭战争也绝不是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中国入民反对外族入寇的战争。
嘉靖年间侵扰劫掠东南沿海的倭寇尽管夹杂着为数不少跟着跑的中国人，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体现倭寇本质的仍然是有杀人、劫财、强盗习性的真倭和他们后面的主子各国大名，当年那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戚继光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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