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鲁迅是战士，周作人则是典型的文人，隐忍而无奈

鲁迅是战士，周作人则是典型的文人。除了纵情文字之间，还沉迷于“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喜欢“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只有这样，“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这样的趣味性，正是其在抗日战争中变节的渊源。舍不得苦雨斋，舍不得如花美眷，舍不得万卷藏书，周作人不听众人苦劝，执意滞留在沦陷区，一次精心策划的“刺杀”更让他乱了阵脚，出任伪职，一失足成千古恨。近年来有人为周作人翻案，称其滞留沦陷区、出任伪职，是地下党的授意，希望能籍此保护北平的文化。虽然我对周作人很喜欢，但这样荒诞的说法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因为所谓的“证据”牵强附会，站不住脚跟。

我们评说文人的时候，常常喜欢用“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文和人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文和人相分离，并不能据此说明人的虚伪。周作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所欲求的，出任伪职是一例，解放后多次写信给香港的友人讨钱讨糖又是一例。他的散文走的却是明清性灵派的路子，冲淡潇洒得很。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作假，他写的是自己的梦想、理想。最喜欢读周作人和鲁迅分道扬镳后写的散文，水银泻地般流畅，又常常嘎然而止，很耐回味，《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是代表作品。

周作人还有一个身份，翻译家，甚至可以说是卓越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希腊神话和日本古典文学、俳句，神韵十足，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在《谈翻译》中，周作人把翻译分为三种性质，即“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很精辟的说法。还可以铺排开来，不止翻译，写作也可以这样分类，民俗类的文章是“事业的”，散文写作是“趣味的”，解放后的鲁迅研究和大量翻译是“职务的”。

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建国后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作。鲁迅是石头，不善妥协，周作人则是水，顺势流淌。不过周氏兄弟骨子里还是有绍兴师爷的味道的，细品周作人解放后的文章，貌似温顺的遵命文章，不经意间会有皮里阳秋的刀笔。

“多寿则辱”，是“五四”那一代不少文人的悲哀，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仍然逃不过枉死。鲁迅的早逝维护了斗士的光辉形象，与之相比，周作人则是不幸的。苦闷和徘徊之后，他并没有选择鲁迅般的偏激的冒进，以喷血的文字来照透这非人间浓密的黑暗，而是选择了一种大乱中的隐忍，无奈中的自娱。

他躲在自己的苦雨斋里，远观着这尘世的炎凉，喃喃的向我们谈着花鸟虫鱼，说着鬼狐仙怪，他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的清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他说故乡的野菜如何甘美，他说乘坐乌篷船如何的雅趣。他就那么“安静的说着人生或者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闭起眼睛来做梦”。

然而即使这样的看着说着，又何尝那么轻松呢？在知堂哪怕是最温和清闲的文字中，我们仍然可以体味到那一种深深的痛苦与难言的哀怨。看似淡泊冲谦的文字中，实则大悲苦隐于斯大心酸隐于斯。然他依然能从如此悲苦心酸之中“勾勒出诱人恬静的乐园，使人与此中体味永恒的美味”，千载以降,有几人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