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始末

1920年的春天,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暗潮涌动。万千进步青年,怀揣满腔热忱,却又踌躇迷惘;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却又不知路在何方。此时,29岁的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屋里,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首译成方块文字,在凄风苦雨中点亮了信仰的火种,给摸索中的中国带来了理论之光。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与世长辞。然而,他留下的千秋巨笔、他首译《共产党宣言》时“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佳话仍被人们传颂着。

“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因为在这次风潮中和他的同学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因此进入了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等人的视野。

当时《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陈望道的日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的。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大为激赏,都认为应当尽快把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通过邵力子的引荐,陈独秀向陈望道发出邀请,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寄去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

与此同时,《星期评论》的负责人沈玄庐和戴季陶也有此意。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过一部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深知这部著作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然而翻译这部经典著作,不是容易的事,译者起码得具备3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德语、英语或日语),要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的素养。这样,才有可能把这部经典著作译得出神入化。戴季陶自忖还不能做这件译事。回到上海后主编《星期评论》,他打算将其译出,在《星期评论》上连载。邵力子得悉戴季陶有这个设想,便向他推荐陈望道来担此译事。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此时的陈望道正因“一师风潮”影响而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仅因为这一点,反动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基于这种认识,他欣然接受了邀约,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包含着的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教授曾在其所著的《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共产党宣言》原版是德文,而当时陈望道手中持有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06创刊号刊载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日文本是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Moore)的英译本而非德文原本。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有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正是望老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使得日文本中的翻译错误之处都一一得到了纠正。”周晔做客商城大讲堂主讲《信仰的味道》时曾介绍。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在翻译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

当时,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部的几个成员,曾想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直接翻译过来,但翻译第一句时就卡住了,最后只好加了一段文字说明大意。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以后的多个版本,对第一句的译法都不尽相同。改来改去,现在我们可读到的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 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译法与陈望道的译法几乎一致。由此可见,陈望道的译文是比较经得起推敲的。

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文学性在某些地方胜过底本(日文本和英文本),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抱着放于胸前。出得屋来,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望老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解和信仰去翻译的。因此,翻译后的用词非常生动并且准确。而《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包含着的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晔说。

“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问世了,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那时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封面是红色头像,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首版只印了1000册,陈望道全送给有志青年。初版《共产党宣言》目前国内仅存11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都有珍藏。1920年9月,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被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供不应求,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到了北伐战争的时候,更是随军散发,还有读者纷纷来函询问何处有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是先从学习《共产党宣言》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资料显示,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曾对这本译著大加赞赏,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是它的拥趸。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译《共产党宣言》的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也讲过,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前者是陈望道翻译的。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政治局常委们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陈望道“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的故事: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个小伙子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沪浙两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这一幕成为这次“初心之旅”点睛之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以此诠释“信仰的味道是甜的、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真谛。总书记的多次关注和讲述,启发我们思考:何为陈望道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当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何种精神?或许能从陈望道一生的探索与实践中找到答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近代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中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陈望道不仅是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人之一。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同时是陈望道进修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终身未变。

从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的那一刻起,陈望道一生从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5月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望道就是其中主要成员并与陈独秀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直至1973年9月,在接受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采访时,83岁高龄的望老仍向记者表明“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

时光飞逝。《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诞生已有98年了。其间世界风云变幻,时势更迭,但巨著栉风沐雨,经久不衰,真理的光芒依旧闪耀。

文图| 应悦 张静恬

编辑| 张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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