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三年成就大学者

原创文/董元奔

林语堂青少年时代主要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所以,虽然他那些年呆在中国,却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万平近所作的《林语堂传》中,在介绍林语堂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初进北京城时,这样写道:“……从故宫、天坛、天安门、雍和宫、碧云寺、十三陵等处名胜古迹,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表层,但要了解它丰富的内涵必须深入其境,博览群书,而他(林语堂)长期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在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方面不免存在着重大的缺漏,因此他一到北京就产生一种羞愧情绪。”

知耻则变。林语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怡的感觉。”就这样,林语堂开始了清华学校三年英语教员生涯中的中国文化大补习。他钻研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古代学者的哲学著作,钻研了陶潜、苏轼的诗歌,钻研了《红楼梦》及唐代传奇,还阅读了正统文人学者不太关注的袁宏道、李贽、涨潮、袁枚、金圣叹等古代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研习书法,他这样解释道:“我的书法很糟,是中国缺乏教养的人的最显著的标志。”

众所周知,林语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但是,他真正第一次集中研究中国文化也就是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这段时间,以后他留学美国、德国三年有余,直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所受到的主要还是西方教育。他从国外回来后,立即以学贯中西著名于时。我感到疑惑:难道北京的社会环境真的就那么像注射器一样把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的汁液迅速注入到林语堂的身体里去了吗?显然不是。

诚然,外因是必要的,但是,外因只能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一届几千名本科毕业生的著名高校,最后能够成为学者的也不过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而林语堂居然还不是因为大学环境而是因为北京的社会,那么,那时候在北京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有三四百万人,学者有多少呢?我想,林语堂自己也许没有体会到,对他的国学进步起巨大的甚至根本的推动作用的不仅仅是北京的社会环境,而是他所接触过的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他二十余年间生活在农村老家漳州板仔乡、厦门、上海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中国环境,这些环境包括人民、建筑、民居、亲情、饮食、语言、地方戏、服装等等,相对于永远包裹着自己的中国环境来说,西式教育所提供的那些书本环境又能有多少呢?这些永远包裹着他的中国环境早已融入到他的血肉、筋骨和精神里去了,成为他的基因的组成部分,成为他国学水平能够迅速提高的内因。与此相应的,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氛围又怎么能够可以比得上校园外包裹着我们也包裹着大学的中国环境呢?

那么,是不是我们随便哪个人放到板仔、厦门、上海和北京,就会像青年林语堂那样三年学通中国文化呢?当然不会。林语堂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牧师,虽然国文修养不高,但是他非常重视中国蒙学,他的国文知识完全应付得了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林语堂十岁的时候才被父亲送到厦门读小学,在此之前他已经跟父亲学了几年四书五经。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早已在林语堂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是在幼小的时候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没有这些,中国社会的所有环境即使钻进他的心里也不会化为他的文化基因。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终究是夸张的,极有献媚之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终究是肤浅的,极有偷懒之嫌。真正能够把我们打造成“学贯中西”学者的,只能靠相应的广阔的社会实践生活,当然,也包括先生和书本。

【专栏作家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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