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朋党之争”指的是什么，为何对唐朝影响这么大

唐朝自玄宗后期，形成了藩镇和宦官两大势力集团，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唐宪宗致力于削平藩镇，但没有动摇宦官集团，自己却被宦官杀害了。公元821年，宦官拥立唐宪宗儿子李恒接位，是为穆宗。这时宦官干政越发厉害，朝廷官员有的被排挤掉了，没有被排挤的，基本上都卷人了派别斗争的漩涡，这种斗争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之为“朋党之争”或“牛李之争”。

这场斗争实际上在宪宗时就开始了，到了穆宗时变得激化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宪宗为了吸呐人才，对设科取士比较重视。有两个低级官员牛僧孺、李宗闵也参加了考试。当时的考试方法叫“对策”，就是将政事、经义作为考试题，要应试者对答。牛、李两人在对策时，批评时政，指摘失误，说得很有道理，深得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的欣赏，被列为上等宰相李吉甫因为两人的对策中都提到了他施政的错误，觉得损伤了他的尊严，便到唐宪宗那里去哭诉。唐宪宗是一个亦明亦暗的人，一方面认为“对策”无罪，人选有效；一方面为了安抚李吉甫，将两个主考官贬到外任去当刺史。他这种不辨是非的办法为日后的党争种下了祸根。

穆宗即位后，也开科取士，宰相李吉甫已死，他的儿子李德裕当了翰林学士，对那次对策中被牛僧孺、李宗闵指摘之争仍旧耿耿于怀。而牛僧孺、李宗闵此时也在朝为官，互相攻击不休，这次考试，正好录取了一名李宗闵的亲戚，李德裕趁机告了李宗闵一状，说他买通主考官钱微，任人唯亲。其实，钱微是个正直之人，与李宗闵并无沟通，相反他拒绝了许多想用钱财“走后门”的人，那些人就附和着李德裕指责钱微“不公”。穆宗就将主考官钱微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贬为剑州刺史。李宗闵无端受罚当然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与李宗闵同时为官的牛僧孺却在朝廷出头，继续与李德裕对着干。

跟着牛僧孺的都是以进士及弟的“科举派”，而跟着李德裕的都是以门荫人仕的“名士派”李宗闵遭贬，牛党力量大为削弱，而因为元稹被任为宰相，李党的力量更加强大。穆宗对两党之争有所了解，他为了平衡两派势力，他将原来的宰相裴度从外任的节度使位置调回京城担任宰相，裴度与元稹向来不合，无形中又增加牛党的力量。不久，属于牛党的兵部尚书李逢堂，利用两位宰相的矛盾，建议穆宗将裴度和元稹同时罢免。穆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便采用了，他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没有同时任用牛僧孺、李德裕为相，而是重牛轻李，一改以往重李轻牛的局面，想使政局有所改观。

其实，牛李之争都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忠奸、是非之别。牛僧孺当了宰相，把元稹贬到外任当刺史，把李德裕贬到浙西去做观察使，却把李宗闵调回京城，官复原职，做了中书舍人，牛党更加得势。就在牛李党争、朝廷力量分散之际，宦官却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穆宗是宦官所立，但宦官认为他不听使唤，只让他当了4年皇帝就将他杀了，立穆宗的兄弟李湛为帝，是为唐敬宗，此年为公元825年。唐敬宗是个不甘受摆布的皇帝，他想摆脱宦官的控制。这时候宦官有些恐慌了，并且由于内部分脏不匀，形成了两派，但由于唐敬宗用人不当，不仅没有压住宦官的恶势力，反而受宦官所迫，只做了两年皇帝就于公元826年宣布退位，做了太上皇，让他的儿子李昂接了皇位，是为唐文宗。

敬宗在位时，牛僧孺因与当权宦官发生矛盾，无奈中辞去相位。这时他的同党李宗闵已升任兵部侍郎，他鉴于牛僧孺失败的教训，竭力与宦官搞好关系，到了文宗即位时，他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他因与宦官有着良好的关系，便调解了当初牛僧孺与宦官的矛盾，把牛僧孺调回京城，恢复相位，与他同掌朝政。这时，西南的南诏国（今云南一带）撕毁了与唐朝的盟约，攻打成都城，掠走了数万人。

文宗闻讯大惊，撤了西川节度使杜元颍的职，准备另派大将前去征讨。牛僧孺和李宗闵采用“借刀杀人”之计，建议由李德裕出任征讨大将。四川地方历来难治，李德裕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借机除掉这个宿敌，李德裕一除，李党便群龙无首，再也成不了气候。谁知李德裕很会治理，他到任后安抚百姓，使四川局面大为改观。李德裕又派使者去南诏索回掠去的百姓，南诏国见李德裕很是能干，怕不是对手，就应允了李德裕的要求，李德裕进一步向朝廷提出要进攻吐蕃腹地，以灭后患。

牛僧孺见如意算盘落空，怕李德裕再立大功，就劝谏文宗不允李德裕之请。李德裕岂肯罢休，趁宦官监军王践言回京之机，用重金酬谢，让他把“真情”相告。王践言回京后，大说李德裕的“功绩”，李德裕奉调人京当了宰相，他以牙还牙，将牛党一个个逐出京城。经过朋党之争，唐朝的政事更加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