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万年的历史,如何预示人类未来?

罗伯特·L.凯利 国际知名考古学家,曾任美国考古学会会长,美国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以狩猎-采集者社会为主要研究方向。长期担任世界考古学领域的重要刊物《美国古物》主编。

《第五次开始》 作者:(美)罗伯特·L.凯利 译者:徐坚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7月

传统历史的写作多是由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构成,中外皆是如此。历史记录者似乎都是对人民群众“冷血”的人,对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鲜有兴趣。他们不记,后来的研究者们只好束手无策。

相比于历史学家,虽然考古学工作者对帝王将相的遗产也是来者不拒,但大多数时候,让考古学家疲于奔命的还是小人物。毕竟,上开天眼,下海入地,到底厚厚的历史风尘之中藏着些什么,没人说得准。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英雄豪杰不过是矜持的寥寥孤岛,哪那么容易便被接近?从概率上来看,还是前者更容易“挤”进考古学家的视野。

我想在最初,考古工作者也是想拒绝的吧,毕竟破砖烂瓦、残陶碎骨,章法难成。但是,材料越积越多,“大数据”的“拼图游戏”却能在传统史家的主观选择之外,展示出新的风景。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的新书《第五次开始》,或许正是众多风景中耀眼的一束光芒。

前四次“开始”,人类走了600万年

布罗代尔曾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其中“长时段的历史”是第一层次,它以世纪作为基本度量单位。相比于布罗代尔所提出的历史时间,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关于人类历史600万年的回顾,大约算得上是“超长时段”的观察。600万年的时间尺度,让凯利教授有机会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描绘我们虽身处其中,却难以洞察的潮流。

“时间开始了”,“开始”意在强调变化,它是发生变化的节点,是故事表面的楔子。紧随楔子之后,作者更加在意的是引起变化的要素和变化带来的影响。从物质层面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地球的掠夺利用演进史。从几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开始直到现在,人类的一切努力就在于创造和建立规则,让地球上的一切为我所用。

或许正因如此,以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开始”至关重要。关于这次开始,罗伯特·凯利的一句总结发人深省:“人属在进化竞争中战胜了其他古人类种属。但是,人属也增加了自身的竞争风险。收益则是成为全新的种属。”世事皆变,难道猩猩就从来不变?也在变,但从最粗陋的石器开始,人类的变和其他物种拉开了速度。“变”的区别便在于技术的加持,让起跑线时的匀速变成了加速。技术演进的大幕一旦拉开便无可遏制,且加速度日渐提升。

用另一位凯利(《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的话来说,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但其实,技术从一开始就有反噬:石器的使用让人放弃了四脚着地的稳健爬行。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这当然算是进化,是好事。但若换成当事人的视角,这未必不是困惑:我不再四脚爬行了,我还是我自己吗?“我是谁”这个终极问题,从它诞生开始便与人类如影随形。技术每一次重大的发展,这个问题便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提。时至今日,渺小的人类仍然困惑,每一次改变都让自己不像自己。适应与生存,令人不得不在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最初的疑问,在几百万年之前已经埋下伏笔。

与第一次开始相比,以文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开始”既是安慰剂,也是加速器。向外扩张,是以技术适应世界;向内探究,是用文化发掘心灵。既然在技术层面上不得不变,那么,便只能在自己小小的身体里寻求故土。从物质的角度出发,以地球为载体的世界是唯一的,而用文化来观看——从层累的岩画和千奇百怪的陶器纹饰来看,以精神为载体的世界开始了几何级数的增殖——每一个人都有一重空间,大大小小的群体亦有空间,同一个世界展开了层层嵌套的幻影。

着眼于人类整体,凯利认为文化的共享至关重要,因为“文化是合作关系的利器”。沉寂于脑海的思维只能是孤独的期盼,而分享才能获得认同的喜悦。正因如此,符号的产生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符号的产生,“似懂非懂”的考古工作者在掘地三尺之后,才有了建立心灵时空隧道的可能。

凯利认为,以农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开始”,为人类带来的实质变化可以与技术、文化等量齐观。从群体的意义上讲,“技术”为人类的空间以及空间内所含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规范与效率,“文化”为群体沟通提供了规则,农业则以相对稳定的产出,为人类赢得了时间的规则。农业是如何产生的,至今仍有不休的争论,但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却显而易见。狩猎采集经济看似自由,却极为动荡,人的觅食活动几乎完全仰赖于区域资源。但是,农业的逐渐发生,让人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通过劳动,循环往复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这让人类空间和时间利用上都更趋于稳定。规律的时间准则,让人无论在技术、文化还是经济上的开发,都更趋于精细。时空的稳定,看似缚住了自由猎人的手脚,让他们无法再闲云野鹤、疾驰如飞,但却是水滴石穿的首要条件,它为渺小的人类更迅猛的进步、创造更大的价值铺就了基石。诚如凯利所总结的,“随着农业出现,变化来得更快,更剧烈。最近10000年,特别是5000年来,发生了远多于过去600万年的变化……这是国家的时代。”

紧跟在农业之后,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国家”崛起,宣告了人类的“第四次开始”。与前三次变革不同,“国家”的要义在于组织,在于人类如何由个体凝聚为群体,进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奇迹。在众多史书之中,帝国元首的故事仿佛常人,但若走出书斋,置身田野,看一看千百年前,仅靠人力便已落成的金字塔、巨石阵、长城、罗马大剧场,方能感受国家建立的伟大和帝国元首的权势。

雄伟的人造物以或方正、或浑圆的姿态,宣告着它们与自然之物的不同,也以它们的物质形态,隐喻着组织的要义。组织,是人类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规则。与技术、文化、农业不同,国家和组织似乎是更隐蔽的概念,它们无色、无味、无形,距离以靠物质证据说话的考古学家甚为遥远。但巨大的工程遗址,或许便是最好的镜像,也是最好的证明。这场看似发生于人类内部的裂变,却最终带来与地球更深刻的互动。

前四次开始,人类在与地球的互动中构建了空间、时间、沟通、组织的规则,从渺小的行为汇聚成宏大的潮流,我们只能看到岸上留下的点滴造物,却无法说出潮流中任何一颗水滴的名字。因为创造潮流的,原本便是籍籍无名的我们。

第五次开始,一场关乎未来的考试

在书的开头,凯利课堂上的一位老妇人说:“我的父亲,生而为奴。”这引发了凯利的感慨和思考。这位妇人和她的父亲两代人的生命,是时代潮流变迁的一部分。但自始至终,凯利也并未提及这位妇人的姓名。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从东非的峡谷到科罗拉多的崖壁、从尼罗河的平原到危地马拉的玛雅遗址,我们以今天的认知为这些发现定名,却无从知晓是谁创造了这些时空的桥梁。

考古学家经手的累累白骨,连缀成人类实现变迁、“脑海扩张”的线索,勾画出技术、文化、农业、国家铭刻在人身体上的痕迹,却无法重现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小人物用全部,勾画了属于人类整体的地图。开头无名妇人用平静语调叙述的惊心动魄,正指代着凯利此书埋伏的最大张力之所在——以平静的实物展开汹涌的潮流,以小人物的无言汇聚时代的呐喊,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的核心魅力之所在。

未来究竟如何,难以预料。就算要写一本前瞻未来的书,凯利教授也还是要一再强调,未来学家会一再犯错。言下之意,还是希望读者要对他的“第五次开始”的预测给予一些宽宥。凯利明确地说,他不会断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他将描述潮流,指出应该的走向。

他猜测,在未来考古学家的眼中,始于公元1500年的欧洲殖民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或许宣告了人类的“第五次开始”。我们已经经历了这场开始于500年前的加速变化——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化变化加速,全球人们的联系和交流日益紧密,但这“第五次开始”未来还会带来什么,我们大可开卷一览凯利教授的预测。不过值得剧透的是,一位从600万年历史中走来的智者,对未来保持了谨慎的乐观,这或许能让我们稍觉心安。

然而,对笔者而言,凯利教授对未来乐观的估计,仍令人焦虑。这份焦虑源自身份的相似与差别。同为考古工作者,中国考古人何时能像罗伯特·凯利一样,将视野置于世界?何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来自东方的思考?凯利教授的书,虽然只是一本面向公众的科普著作。但力透纸背,字里行间透露着西方的百年学术积累。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各考古单位已经开始启动多个项目,走出国门,尝试探究异域考古学文化,但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仍任重道远。

另一份焦虑源自差别,也涉及“第五次开始”。面对同一场关乎未来的考试,优等生和落后生是否应当保持同样“谨慎的乐观”?凯利教授将1500年作为“第五次开始”的起点,透露着领先者的自信——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目前的全球化仍然是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之下。既然如此,那么退缩回国家、民族的维度,这份来自西方的乐观是否有文明之别?它是属于西方人还是属于全人类的?抑或是文明竞争的胜利者?置身于长时段的历史,身若夏虫的我们,大概不必承受太遥远的冬天的寒冷或欣赏雪花的轻盈,但为了我们这些小人物对子孙后代的微渺情感,或许仍有必要为这份困惑尽到自己那一份慎重而坚决的努力。

□丁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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