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遭贬黄州成就了苏东坡

遭贬黄州成就了苏东坡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自汴京出狱的苏轼获得了朝廷部分赦免,“责受黄州任团练副使”。所谓责受,大概有接受“再教育”的意思。团练副使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官呢?其实只是一个不理公事、空挂虚名的散官。从直史馆阁员、州太守,到囚犯再到散官,这命运的秋千荡得太急了,让苏轼发晕。

但不管怎样,黄州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之地。在寓居承天寺、天庆观之后,苏轼在黄冈山下城东边坡开了几十亩的荒地,自己盖了几间房子,号“雪堂”,自称“东坡居士”,于是,便有名贯天下的苏东坡。“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这样的去处,正是苏轼所寻找的地方。“盖将老矣,则亦黄人也”。从此可以频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浅唱。

此时的苏轼,是不是全然进入了黄老之学?非也。在苏轼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东西:你可以打击他,但不会打倒他。他的硬骨气节只能隐隐地释放在自己的诗文书画里。

在四十二岁人生的盛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诗文被谏议大夫李定国、御史何大正诬告下狱。“乌台诗案”大概是有宋以来第一桩荒唐的文字狱。许多人不信,可是,皇帝偏偏信。其实“功夫在诗外”,本案的幕后是政坛之争,是“变法派”与“非变法派”的政治论争。神宗皇帝是主张“变法”的,丞相王安石是推行“变法”的。他们无非要借此案惩治反对“变法”的人物。

苏轼是个文人,也是一个力图救世的政治家。以苏轼的体察,如果假以“国家”之名、行集天下财富与资源于皇家一姓,则富国也失去了“变法”的初衷,一切不能富民的行动可能只是一种招术。与皇帝的想法相悖,这注定要给苏轼的人生涂上悲剧色彩。当另一个书生型的人物王安石强力“变法”、排除异己之时,苏轼就被划入了“元佑党”人,倍受排斥和打击。

宋代这段历史,让人痛感宋朝帝王的偏执、宰相的偏狭时,也要惊讶宋朝还是一个保持底线的王朝。宋太祖立国之时,就有禁令:不杀读书人。而且得到各个皇帝的执行。杀读书人,在这方面几乎保持了一个零记录。别小看这几个字,哪朝哪代又能做到?宋朝对读书人惩罚最重的就是贬官。而在明清时,对知识分子既不明又不清,明代仅仅因写错字或同音而造成的文字狱死者数万之众,清代靠寻章摘句制造文字狱二百多起,株连朝野。

正是宋朝的开放与宽容,造就了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一批政治家,沈括、毕升等一批科学家,苏轼、梅尧臣、陆游、辛弃疾等一批文学家,黄庭坚、米芾、文与可等一批书画家。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源于宋朝。

不过,话说回来,苏轼在黄州的五年,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正是他文学艺术创作的井喷期。今天看到的众多名篇、名画、句书,是在黄州出世的。仅仅以他游历赤鼻矶(当时他认可的赤壁)而言,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书有《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等等。这是黄州给东坡的滋养,也是东坡给黄州的馈赠。

于是,有了“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今日李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风起水涌,大鱼皆出,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借名生意、托物起兴,又是如此自然,将一腔激情置于江面。

于是,有了“挹清泉兮,抱瓮而忘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

于是,有了《东坡羹颂》:“甘苦尝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有了《猪肉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于是,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桃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雄浑铿锵的绝唱。赤壁之战数十万战士的骸骨,早已成为泥土的一部分,帝王的剑杖腐烂在墓穴里,只有苏轼的文章一直被传诵。被权力所鄙睨的精神产物,放射出它跨越时空的光芒。

从另一个角度看,黄州的闲赋让苏轼慢了下来,给了他体认生命本质的机缘。黄州温暖的友情,从太守黄大受、黄冈令何长官、武昌令李观到一般渔夫等等,给予他意想不到的支持,让他的心结顿开、得以在艺术的天地驰骋。这一时光,可不是此后可以再有的。

《寒食帖》能传到今天是一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是中国文化人的全能冠军。其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那么,至《寒食帖》形成了一个书法的高峰,其书作由平到陡、由缓到急、由正到斜,心境与艺术自由融合,好像是一次积压于巨擘下的泉水:从最初的点滴渗出,之后是细流的冒出,然后是水柱的喷发,最后是四处的漫溢和激情喷射。

看苏轼文集,更喜欢看他的书信,其中的随意与性情,一览无余。在黄州,他的书信极勤。每有朋友带来的书信,总要及时回复。《答秦太虚书》就是写给其弟子秦观的,全然是朋友之间的亲切话语,无一句为师之位的训诫之言。提及自己的生活,则艰苦之乐尽在其中。“初入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枇柿极多。大竽长尺余,不减蜀中。”《答李端叔书》,是写给曾经的幕僚的,通篇是一种人生的自省,“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我欣赏苏轼的达观,即使在人生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一种自然的应对。

二十岁北上的苏轼,自三十四岁开始,有了一路南下的路途。最初只是到杭州、密州、徐州,没想到,从此波澜四起,最后,南下到了海南岛的詹州——这个王朝还没有开发的区域。

在湖州时,他想不到有一个黄州在等着他。一首随意的诗被人解读为“反诗”,于是有了官宦的沉浮。然而,他有一颗强大到足够抵御一切外在风暴的心灵,同时韧忍和不羁也铸造了他的意志。作家略萨说过,非常舒适的生活难以养育伟大的作家。中国有云,“穷而后工”。在苏轼的生活中,穷而感,病而痛,生而苦,其中,滋味尽有。他自己说,“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朋友说他的文章“焕然如水之质,漫行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

苏轼并不偏狭,不激进,也不保守,他是主张渐进的利民利国之法的。更重要的是他人格高洁。宋哲宗即位的元佑元年(公元1084年),“元佑党”人又回来了,饱受王安石打击的苏轼返回了京师。当年四月,王安石抱病去逝,新的宰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主张对其“优加厚礼”。担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起草了一份诰命:赞颂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其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古风,不赞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却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和作文。这是名士拥有的豁达情怀,是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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