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是遏制。它从作为一种理论的提出到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实施, 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国际局势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在40余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激烈地竞争和对抗。其中一个重要的产物就是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导弹核武器或说核导弹。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 极大地增加了核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性, 特别是洲际导弹出现后, 导弹打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加快了战争进程, 从而颠覆了过去常规战争的时空观念, 改变了现代的进攻和防御思维, 并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冷战促进了原子能和导弹技术的结合, 而冷战斗争的加剧又加速了美国战略弹道导弹的发展, 从而使战略弹道导弹逐渐成为美国“三合一”复合核力量中的支柱性力量。西方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 人类不是因为有了武器才去战争而是为了战争才拥有武器。可见人类某些非理智的意识会导致武器的超量发展, 但当毁灭的风险过大时, 理智又会在武器发展后复苏, 从而使人们对武器的研制采取一种克制的态度, 这种态度最终将在技术的取舍中被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有时看起来似乎是荒唐的, 充满讽刺意味。作为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支柱, 美国潜射弹道导弹在冷战时期的发展历史清晰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变化。那么美国究竟是如何开始其潜射弹道导弹计划的呢?

由朋友到冷战对手

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划定了战后美、苏的势力范围, 苏军在欧洲战场占领的大片东欧地盘得到了美、英的承认。但随着战争的临近结束, 美国无法凭借经济实力诱使苏联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美、苏关系开始不断恶化。作为美、苏抗争的起点, 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在波兰问题上采取了对苏强硬态度, 为冷战拉开了序幕。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挑战与反挑战、遏制与反遏制斗争而形成的两国关系和整个战后关系的一种状态。虽然很多人对于冷战是在何时及如何开始的一直存在分歧, 况且也无法推测如果没有误解和怀疑, 冷战是不是可以避免, 但不可否认的是, 美、苏在二战末期争夺掌握先进武器技术的人才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在战时所结成的同盟关系的脆弱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945年9月11日召开了苏、美、英、法、中五国伦敦外长会议。在东欧问题上, 美国与苏联又发生了严重对立。杜鲁门政府内部也开始加强了对苏联行动动机的分析和美国的对策的研究。9月19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制订美国军事政策的依据》的报告, 文中强调了未来大国可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特别是美苏之间, 因此建议“尽力使美国保持比潜在敌对国家较为有利的地位, 并且准备必要时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 以确保美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然而国务院方面有不同意见, 虽然也估计到美苏之间可能出现紧张局面, 但告诫军方不要把它“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 不要忽视联合国保障世界安全的潜在力量。

1946年2月, 美国政府得知苏联有意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国务院要求驻苏使馆对此进行分析。时任驻苏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在2月22日向国内拍发电报, 也就是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首先, 八千字长电报从苏联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 强调苏联拥有一种“天生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基于这个原因, 他们总是担心外国的渗透, 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 担忧一旦俄国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俄国内部的真相, 会产生某种后果。但电报认为苏联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不一样, “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 也不从事冒险的活动”, 如果遇到强大的阻力会轻易地退却。而且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 苏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凯南的这篇长电报得到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赞赏, 并被极力推荐给军界的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事实上, 就常规力量而言, 二战后苏联是名副其实的陆地霸主, 而美国则掌握着海空优势。但到1947年, 美国在国外己先后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 而苏联所拥有的力量大体上仅局限于东欧地区。苏联没有战略空军和海军, 特别是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时, 由于长期加速进行工业化和战争的破坏, 苏联民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己经疲惫不堪”。这使得美国的智囊人员在分析苏联政权和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时抱有相对足够的信心。所以, 尽管从1947年底到1948年初, 国际局势继续趋于紧张, 但包括凯南在内大部分政府官员并不认为会爆发与苏联的战争。“在许多方面, 战争的危险性是言过其实的。苏联既不想在目前也不期待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我们作战”。

二战结束后的短暂日子里, 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将苏联的军事威胁看得太过严重, 图为杜鲁门总统在1 9 4 5 年9月华盛顿的一次聚会上即兴表演 下载原图

缓慢的发展

由于没有预见到迫切的作战要求, 所以在冷战刚刚开始的几年里, 美国政府并没有启动任何具有优先发展权的弹道导弹计划。远程导弹也通常被认为是短程导弹研究的终端产品, 而不是另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从水下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计划更是无从谈起——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纳粹德国已经利用V-2导弹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 而相当一部分资料已被美军缴获并运回了国内。事实上, 因为战后初期国家经济对国防预算的限制和压缩使得用于研发的资金也有限。1947年, 军事部门开始对整个制导导弹领域进行广泛和反复的调查, 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减导弹计划的数量。结果, 制导导弹计划的数量在1945年7月高达40个, 而在1947年4月减至37个, 1949年1月又减至28个, 1950年3月则减为16个导弹计划加个8研究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制导导弹计划特别关注基础科学问题, 而不是具体武器系统的立即开发。1946年3月23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阐述了在制导导弹领域的研发观念“重点将放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进一步的基础信息上。实际开发是目前为止该项目开销最大的部分。因此, 在获得正确的知识之前, 实际开发不应冒进”。这样, 远程导弹并没有被放在重要地位。1949年10月26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军事要求, 把远程弹道导弹放在最后一类中, 位居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之后。所有的远程导弹计划都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 只有一些部件被开发出来用作试验。

另一方面, 为了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 杜鲁门政府开始在战后着手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调整。随着新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和国防体制的改革, 拥有核武器和洲际轰炸机的陆军航空部队逐渐从陆军中独立出来, 成为与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结果, 导弹领域的竞赛进一步由海陆两个军种的冲突演变成了在三个军种之间发生的三角竞争, 决策必须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海、陆、空代表组成的其他联合机构通过。这为包括海军潜射弹道导弹在内的任何早期远程导弹计划的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林林总总的机构、反复迭加的争论, 无疑会破坏制导导弹作为一个整体计划的发展。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军种虽然也试图寻求建立联合机构或联合委员会来进行补救, 以统一分离军种的项目, 协调国家规划。这种集中化协调于1946年7月3日发生了重大改变, 对陆军和海军部长负责的联合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取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式武器和设备委员会。旧委员会的主席瓦纳·布什成为了新机构的主管, 人员、设施和职能, 包括制导导弹委员会也同样转入。而1947年9月17日, 当《国家安全法》生效时, 联合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又变成了新成立的国家军事机构中的研究和开发委员会, 并被指定向国防部长负责。分配给研究和开发委员会的职能包括进行共同兴趣的特定研究和开发项目的责任分配。但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觉得制定制导导弹责任分配的明确指南是件难事, 而对制导导弹项目的多次审查的结果, 都不能让国防部长满意。于是1949年12月国防部长下令成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空军与研究和开发委员会中的最高级文职官员组成的各军种部门间特别委员会, 其任务是在制导导弹领域建议组织方面的改进并减少重复工作, 但作用不大。总之, 由于战后在整个制导导弹领域内存在资金和军种竞争的严重障碍, 包括潜射弹道导弹在内的美国早期远程导弹的发展进展缓慢。

优先级别低于海基巡航导弹

这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此时在美国海军内部还存在究竟是发展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的争议, 从而进一步分散了本已有限的资源。比如1946～1950年间一直在发展的“特赖登” (TRITON, 希腊神话中人身鱼尾的海神) 巡航导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种由超音速冲压发动机驱动, 射程1 920～3 200千米的巡航导弹。主要利用了“小猎犬” (TERRLER) 和“太洛斯神” (TALOS) 导弹所获得的技术。由于美国海军内部很多人对这种导弹抱有好感, 所以在战后军费紧缩浪潮中, 美国海军仍然尽力对其加以保全。直到1950年6月, 该项目还被作为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项目继续下来, 包括探索参照地球磁场制导的可能性。并为此拨款410万美元。事实上, 像“特赖登”这类巡航导弹项目的存在, 显然挤占了原本就不多的研发资源, 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发展射程类似的潜射弹道导弹相关技术。总体而言, 战后初期, 军事研究缓慢地推动着美国弹道导弹知识的发展, 推进、制导、高温和重量问题看上去异常困难,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又显然很昂贵。所以, 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很少、很零星的。二战末期, 德国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投入使用震惊了世界。虽然美、苏都意识到了导弹对未来战争的作用, 但美国投入的资金仍然不足, 也没有把弹道导弹项目特别是远程弹道导弹作为重点。不过, 这种情况很快随着美苏关系的迅速转冷, 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美苏关系在二战后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强硬派在美国国内的战后对外政策辩论中胜出, 美国对苏政策开始由合作走向对抗, 这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战后, 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对立使得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两极化”的特征。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自然使双方始终难以和睦相处, 导致双方开始追求各自的利益并将对方的行为视作挑战。而在“两极化”的国际体系中, 两强之间往往形成“零和博弈”, 即任何一方都视对方的所得为自己的所失, 并认为盟友受到威胁就是自己的安全受到损害, 从而导致日益加剧的相互敌视与争斗。1947年当希腊爆发内战、希腊共产党占据主动时, 经过有关部门的集体讨论, 杜鲁门于3月12日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 将已经开始的“冷战”理论化、纲领化、从此美国“取代没落的英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在杜鲁门讲话几个月后, 美国《外交》季刊月号便发表了著名的“X文章”, 即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凯南匿名“X”的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文章首次公开提出了对苏联“遏制”的主张, 而当时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官方授意的, 是为了配合杜鲁门讲话。从此, 凯南不仅使“遏制”一词广为人知, 而且还以名曰“遏制”的战略主张, 为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制订新的对苏战略设计了一个思想的框架。虽然最初凯南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在开始实施遏制战略时, 凯南把战争准备仅仅看成是辅助性的、预防性的手段, 而不是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爆发战争, 美国也不可能取得对苏联的完全胜利。美国不可能对苏联全境进行占领和军管, 苏联领导人也不太可能向美国无条件投降。所以他更强调在和平时期运用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例如, 美国应用战争以外的手段鼓励和促进苏联的经济政策, 并在1946年11月24日经杜鲁门批准的NSC20/4号文件中被正式确立了下来。但随后的3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这种较为温和的“遏制”政策迅速破产。杜鲁门政府早就清楚苏联会获得原子技术并且将来其核能力的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显然形势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决策者的预想, 苏联军事政治实力的增长很快就使冷战初期的美国遏制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1948年杜鲁门总统获得连任后不久, 就首先得到了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美国从此丧失了在战后辛苦维持的核垄断地位。“不巧”的是, 这时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国内战争中更是连连败退, 被共产党军队一直赶到了台湾,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并很快获得了苏联的承认。1949年10月7日, 在苏联的支持下又在德国的苏占区内成立了民主德国, 德国的分裂成为事实, 欧洲局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

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 美国政府内部在战后即开始的对苏联威胁的大辩论在杜鲁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重新活跃起来, 要求重新制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加强对苏遏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到1950年4月, 由新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起草的NDC68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出台,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军事色彩急剧加强。尽管这时美政府内部对NCS68号文件对苏联分析的简单化倾向和对遏制政策中的军事化倾向还存有疑问, 但自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 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再次感到苏联威胁的紧迫性, 从而促使杜鲁门正式决定把代表增加国防开支思想的NSC68作为官方文件, 责令相关部尽快予以实施。这样, 在防务开支增加了3倍的情况下, 原来重点在于推进基础知识研究的远程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获得了额外的资金, 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潜射弹道导弹技术自然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虽然这时人们还没有及早地预见到, 在这场导弹与核能相结合的竞赛中, 包括潜射弹道导弹在内的远程弹道导弹有一天会超出巡航式制导导弹, 成为政客和军人们的宠儿。

美国海军装备的“黄铜骑士”远程舰对空导弹 (也就是本文中的“太洛斯神”导弹) 下载原图

由U艇拖拽的潜射V-2导弹作战示意图 下载原图

被赋予最高优先权

在成为NSC68文件的受益者之前, 美国潜射弹道导弹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当然与陆军和空军一样, 其关键技术也是来源于德国的V-2。随着被缴获的约100枚V-2导弹在战后被装船运回美国, 美国在德国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下, 开始了自己设计和生产火箭的开发工作。在制导导弹领域, 1945～1946年期间陆军发起了5个有关的大项目, 并附带众多的子合同, 海军则支持了42个研究项目, 陆军航空队也签署了26个研究合同。例如, 陆军于1946年开始装配和仿制V-2导弹。在所谓的“缓冲器”项目中, V-2导弹被改装成第一级助推火箭, 运载了第二枚火箭, 即液体火箭气象测试装置, 而这个二级火箭又运载科学仪器至更大的高度。在后面的试验中获得的最大速度为约5 200海里/小时, 最大高度为约250海里。而标准的V-2导弹的性能是3 600海里/小时和100海里最大高度。1946年也标志着空军对洲际弹道导弹研制的初次尝试。在联合兀鹰公司进行的这个称为MX774的项目, 是计划用来提高远程火箭技术的。1946年, 项目由康维尔公司承接启动, 以研究射程为5 000海里的弹道导弹。1946～1947财政年度为这一项目提供了总计195万美元, 1948财政年度提供了27.4万美元, 1949财政年度提供了9万9千美元。为遵循己经确立的广泛研究为重点的方针, 启动的这几个有着潜在用途的项目被主要用来推进基础知识, 特别是解决德国导弹在制导、射程和可靠性方面的缺点。1948年秋, 美国发射了一枚试验性远程弹道导弹, 获得了重大开发进展。而在1948年, 美国海军也基于V-2导弹技术开发了第一版本的“北欧海盗”——一种飞行高度很高的科学研究用探空火箭。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北欧海盗”仅仅是战后美国海军利用V-2导弹技术开发的一个原理性试验装置, 但其实战意义却不可小窥, 至于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在第二次世界期间, 纳粹德国海军已经进行了一些将V-2导弹与潜艇进行结合的技术尝试, 而这些显然是具有直接军事价值的技术资料中的一部分, 在战后则为美国海军所掌握。事实上, 纳粹德国海军的潜射弹道导弹计划, 是一个颇有些雍长, 但却重要的故事。1941年末, 德国海军U-511号潜艇 (1XC型) 艇长弗利茨·斯泰因霍夫上尉在与他的兄弟埃恩斯特·斯泰因霍夫谈话时萌发出一种新武器设想, 即把带爆炸弹头的火箭弹装到潜艇上, 让潜艇在潜航状态下秘密接近目标, 然后发射火箭。当时埃恩斯特正在冯·布劳恩博士领导下从事火箭设计。这个设想经佩内明德火箭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论证后, 认为具有可行性, 决定进行试验。他们把德国陆军口径210毫米的41型6管火箭弹发射器固定到了U-511的后甲板上。1942年5月31日～6月5日, 在佩内明德附近的波罗的海进行了水面和12～15米潜航两种状态下的火箭发射试验。潜航发射的火箭落到2海里外的海面, 火箭发射时水中弹道良好, 试验很成功, 并很可能在黑海参加了实战试验。虽然U-511号在水下发射火箭弹的本领只是小打小闹, 无法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但这种技术上的可行性却为更为大胆的设想指明了方向。1943年, 参观佩内明德基地V-2导弹公开试验的德国“劳工阵线”领导人提出, 把这种导弹放在运输和发射兼用的水密容器中, 由潜艇曳航到美国东部沿海发射, 以攻击纽约。这个方法从技术上看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 主要问题是V-2本身故障率和导弹容器的具体方式。1944年末, 这个提案以“第12试验台”为代号开始发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