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银元见证红军战友的无上情谊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瓮安7月10日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田文生 见习记者焦敏龙 曲俊燕 朱彩云 王羽璋文并图)只有最特别的时间,65岁的杨淑军才会解开用一层层的布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两个银元,“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这两枚珍贵的银元,见证了一名老红军对党的无限忠诚,更见证了在长征那最困难的时期,红军对受伤战友的深情厚谊。

杨淑军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展示父亲留下的两枚银元。

这两枚银元,是杨淑军的父亲、红三军团卫生部看护员杨子林,在左腿严重受伤,无法继续长征,留守瓮安时,部队特意为他留下的。

当时,红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也迫切需要银元,但红军把最宝贵的财物留给受伤的战友去维持生计。

杨子林生于1912年农历九月初九,原籍江西省宁都县安福乡力元村。

尽管杨子林和父亲是两代单传,但父母还是支持他参加革命。19岁时,杨子林参加红军,被分在红三军团卫生部当看护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开始长征。彼时,红三军团卫生部有300多人,其中机关100多人,担架队200多人。每次打完仗,伤病员都很多,上级要求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看护队就得照顾伤病员。

杨淑军曾听父亲讲,看护员工作十分辛苦。“行军路上,伤病员的急救、照顾都由他们负责。每次出发前,要先给伤病员上好药。不能走的抬着走,能走的陪着走。伤病员如果掉队,看护员就得跟着,以防丢失。”常常是部队到了宿营地,看护员还没有到;等他们刚匆匆赶到,来不及休息,又得随着大部队继续行军。到了宿营地以后,得先给伤病员烧水洗脚、看病、换药,“直到把伤病员安顿好了,才能顾得上做点自己的事。”

因长征出发得十分匆忙,卫生部带的药品有限,沿途总会千方百计去找药品。血战湘江之后,伤病员更多,缺药的问题也更加严重,杨子林他们的担子更重了。

杨淑军展示银元。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没想到,一直在照顾伤病员的杨子林,猝不及防地成了伤病员。那是1934年12月的一天,在贵州黄平境内,一支战斗部队抬着重机枪行军路过。“突然,抬重机枪的战士一个踉跄,我父亲赶快上前搀扶,机枪从战士肩头上滑落,重重砸到父亲的左脚……”

“我父亲就这样受伤了,左脚背粉碎性骨折,没法走路了,站都站不起来”,一位负伤的红军指挥员骑马经过,当即把马让给了杨子林。部队到了瓮安。没想到,指挥员的枪伤在瓮安加重了,不能把马继续让给左脚已经化脓的杨子林。

杨子林无法随队前进,就此留落瓮安。“红军在临别前,给他留下了书面的证明材料,同时,为他留下了几个银元,让他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计。”

拖着伤脚的杨子林艰难地寻找避难所,来到瓮安县城北郊的代家院,倒在一户农家旁边昏迷过去,被以种菜卖菜为生的代姓夫妇救了过来。

一天,夫妇俩卖菜刚进瓮安北门,就见人们乱哄哄跑,发现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押着五花大绑的十几个红军,说是要拉出城去砍头。夫妇俩吓得大惊失色,菜也不卖了,赶快回家,去把消息告诉杨子林,让他换下红军军装,躲着不要出来。

清查“共匪”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每天都有落单掉队的红军战士被国民党捕杀。而代家离县城不远,一个大活人不便长时间隐藏。代家夫妇让他去投奔中坪亲戚家。他们天不亮便出发,夫妇俩送他过完杜仲河,指了方向,留下几块充饥的糍粑,就道别了。

杨子林留给子女的照片和银元。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人生地不熟、还拖着一条病腿的杨子林一瘸一拐地在山路独行,摔进了一个烂泥地,等用尽全力挣扎着从泥里爬出来,正准备在山里过夜时,他发现一户人家有光亮,因为脚痛难忍,鼓起勇气去敲了门。

这户人家姓廖,是个忠厚的庄稼人,为他烤干了衣服,并收留了他半年多,直到身体完全康复。

杨子林视对方为恩人,脚伤好了以后,拿给对方一个银元,带他去中坪理发,还买了些衣服、布匹和酒肉。

在廖家的帮助下,杨子林到中坪一带,以帮人放牛、打短工为生。在此期间,杨结识忠厚长者李吉元,认他为干爹,并住了下来。

好心人给杨子林介绍了亲事,女方是中坪水耳关田寨上的王家闺女,名叫王丙芝。1943年,二人结婚。

其间,为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在黄平旧州修建飞机场,杨子林被抓去修建黄平机场,“第一次有人来抓他时,他正好带了菜刀,对方不敢去抓挥舞着菜刀的他,第二次,对方直接撞开门,便用绳子把父亲捆了过去。”杨淑军回忆说,有一天,父亲被安排去挖红薯,他便趁机跑掉了,回到了中坪。

1949年12月瓮安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派人找到了杨子林,他成为中坪的农委会副主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杨子林逐渐成为地道的瓮安人,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信,他带着村民修水库,在荒山植树造林,村民之间的纠纷都愿意找他调解。

2002年,杨子林因病去世,享年90岁。

“父亲对我和4个姐姐管得非常严格,去世前,他把自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银元交给了我们,”杨淑军说,考虑到父亲对这银元如此深厚的感情,便将其中一枚银元随同安葬。

“我们总记得父亲的话,父亲每次看到这银元就想到共产党对他的好,”杨淑军说,“每当我们看到银元,就会想到父亲要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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