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推出了建社111年以来第一部军事小说。在当年圣诞节前的电视讲话中, 里根总统亲手捧起这本书, 盛赞它“情节设置完美”令人手不释卷”, 力荐全体国民都去购买。如此高规格的推荐下, 这部小说的销量最终超过了230万册, 高居年度畅销书榜首位。它就是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成名作《猎杀红十月号》。
该书开篇的情节, 差不多反映了当时美国普通民众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全部恐惧: 一艘“台风”级核潜艇从巴伦支海出航, 它的安静性足以避过美军所有现役舰艇的监视, 理论上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打击。
美国海军一线兵力严重不足, 当它在北太平洋和地中海同时与苏联处于对峙状态时, 北大西洋防御已经处在极度空虚的状态。“阿尔法”级核潜艇、雅克-38型垂直起降战斗机和Kh-15型空舰导弹等新装备全面进人苏军一线部队, 使美国舰队时时担心自己会被一场突袭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 当苏联叛逃飞行员别连科驾驶一架米格-25P“狐蝠”型战斗机于1976年降落在日本北海道之后, 美军技术人员惊讶地发现俄国航空工业的顶尖水平比他们预想的要低得多。体型庞大的“狐蝠”功能极为单一, 只适合执行高速截击任务。
它有75%的部件是通过手工焊接组装在一起的, 工艺粗糙至极。动力采用2台结构简单的大功率涡喷发动机, 操纵极不灵便。和美国已经开始量产的F-14、 F-15等第三代多用途战斗机相比, 这根本就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
当苏联叛逃飞行员别连科驾驶一架米格-25P“狐蝠”型战斗机于1976年降落在日本北海道之后, 美军技术人员惊讶地发现俄国航空工业的顶尖水平比他们预想的要低得多
不仅如此, 在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中, 一度令北约为之战栗的苏军空地一体突击集群被证明甚至无法压制遂行非对称作战的当地“圣战者”。在中情局将肩扛式红外对空导弹运入阿富汗之后, 火力强大、号称“坦克杀手”的苏军米-24型武装直升机竟被击落达74架之多, 战绩极为不堪。
更意味深长的是, 为那艘静默无声的“红十月”号(现实中的“台风”级)制造消音螺旋桨的高精度9轴数控大型船用螺旋桨铣床以及配套的电脑控制系统, 并非由苏联自产, 而是通过商业间谍自战略对手之一日本秘密购进的。
1981至1983年, 苏联特务机关通过日本东芝机械公司的代理商伊藤忠商社, 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4台MBP-11OS型数控铣床(可加工直径11米的螺旋桨), 并通过东芝方面向挪威代购4台NC2000机床数控装置, 对外则伪造为技术含量较低的两轴数控铣床。
这一偷梁换柱的交易被巴黎统筹委员会察觉后, 东芝公司两名高管遭到逮捕判刑。尽管俄国人的高明手腕使他们最终成功得到了心仪的机床, 但美国也就此意识到: 号称机械工业异常发达的苏联, 在高精度数控机床方面的研发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一面是兵强马壮、咄咄逼人, 一面是外强中干、迟缓笨拙, 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事机器的真实状况。
斯大林去世之后, 赫鲁晓夫一度计划压缩国家常规武力和一般军事装备生产的总体规模, 集中资源于核武器及其中远程载具的研发, 在前沿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深感受辱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将规模有限的“新面貌”战略升格为堆积核弹头数量以及射程的纯粹数字竞赛, 最终进入了“确保相互摧毁”(MAD)的荒诞状态。
为了保护对二次核打击能力至关重要的“水下存在舰队”, 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又将扩充大型水面舰艇编队纳入发展议程, 甚至为了保障核潜艇的突破而大量堆积足以实施“饱和攻击”的反舰导弹发射平台。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U-2拍摄的古巴圣胡安机场的照片，可以看到已经部署完毕的伊尔-28轰炸机
向古巴运送物资的苏联货船
更有甚者, 长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为满足其对外扩张的野心, 纵容常规武力维持与核武器竞赛不相上下的扩充规模, 遂使军工复合体膨胀为国家战略真正的中心, 甚至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待到戈尔巴乔夫接过铺得太大的摊子, 已是覆水难收。
从技术角度看, 除去令人生畏的核武库和装甲集群以外, 苏联在争夺制海权、战区防空、对地精确打击乃至两栖投送方面的能力, 从未达到可与美国抗衡的水平。
其直接原因可归咎于战略地理劣势、电子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官僚体制对科研创新能力的室息, 根本上则仍是经济增长模式的上限: 即使独占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以后, 指令性计划经济对人力资源和战略性原材料的开发程度仍不足以和海洋强国建立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相匹敌。
1962年10月下旬, 一场特殊的对抗正在古巴与佛罗里达半岛周边的加勒比海上展开, 它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名字:“隔离”(Quarantine)。
古巴导弹危机中, 携带核鱼雷的苏联攻击型潜艇在古巴附近的海面被美军逼出水面。此照即由美军从飞机上所拍摄。1962年, 由于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导弹, 从而爆发了冷战以来的最大危机。在对抗中, 处于劣势的苏联海军无法对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实施支援, 加上其他因素不得不撤回导弹。此事件后苏联高层更改思路, 加强了海军建设
当空中侦察发现苏联已经将射程2000公里的SS-4型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古巴之后, 美国总统肯尼迪紧急下令以3艘反潜航母组成TF136特遣舰队, 在古巴海岸线以北拦截一切试图运送导弹零部件和战斗机的苏联货轮。
另外以“企业”号、“独立”号、“萨拉托加”号3艘超级航母组成特遣打击舰队TF135, 游弋于稍远的位置。一旦苏联货轮尝试强行突破“隔离”线, 或者古巴军队袭击了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TF135将立即起飞舰载机实施空袭, 摧毁苏联导弹阵地以及整个古巴军队。
与美国人6艘航母的大阵势相比, 苏联海军成功抵达加勒比海的唯一一批作战舰艇是4艘2000多吨的F级柴电潜艇, 但它们每艘都携带有一枚安装1.5万吨当量核弹头的特殊鱼雷, 并且得到了在遭受攻击时可以自行使用的命令。
当潜艇自水下驶近“隔离”线时, 遭到了TF136所辖的驱逐舰投下的深水炸弹警告。受惊的B-59号潜艇艇长准备发射核鱼雷, 但被支队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所阻。
在随后的十几个小时里, 4艘苏联潜艇始终为美国航母舰载机和驱逐舰组成的拦截网死死纠缠住, 其中3艘被迫在耗尽空气后浮上水面。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悬崖勒马, 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后悻悻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和轰炸机。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 美海军“基林”级驱逐舰“维索尔”号(左)正在加勒比海拦截苏联运输船“波祖尔诺夫”号(右), “波祖尔诺夫”号是在向古巴送导弹后, 返航途中被美军拦截的
对赫鲁晓夫来说, 在古巴的挫败不仅意味着对苏联国际威望的巨大折损, 而且意味着他以扩充核武库为重心的军备发展战略必须再上一个规模。
应当承认, 这种“核武器决定论”的思维并非全无道理: 由于晚年斯大林衷 心企盼的“进军西欧的最终时刻”始终不曾到来, 20世纪50年代初的苏联常规武力处在极其臃肿的状态, 装备老化、效率低下。
由于许多非一线作战单位甚至还在使用二战初期标准的武器, 对人力和财政都造成巨大浪费, 赫鲁晓夫在1955年至1960年, 不得不分三批裁撤了304万现役部队, 还淘汰了375艘二战之前服役或设计的舰艇。
从这个角度看, 赫氏暂停并控制发展常规武力, 将财政和技术资源优先用于能够形成“弯道超车”的核力量及其投射平台, 既构成一种合理的非对称战略, 也是彼时苏联经济实力的客观呈现。
1953年苏联爆炸第一颗氢弹之时, 其唯一可靠的核投射工具是800余架有效航程约5400公里的图-4重型轰炸机(B-29的山寨版), 落后美国空军整整10年。
号称B-29山寨版的图-4重型轰炸机
美国B-29轰炸机
1956年开始量产的第一款四发喷气式战略轰炸机米亚M-4被证明是一种完全失败的产品,有效航程不过5600公里。
到1960年, 苏联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略轰炸机的总数仅为135架, 根本不足以撑起核威慑力量。作为对比, 美国已经成功发展出了目标更加隐蔽、更不容易被摧毁的海基核打击平台——1955年,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上将提出“有限威慑”的理念, 此后从1958年开始, 美国用7年时间建成了41艘搭载“北极星”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 即著名的“自由41”。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已经在距离苏联核心城市群1900至4600公里的半径内构建了具有显著数量优势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倘若苏联拒不做出回应, 莫斯科在核弹头的数量和打击范围上都将被对手彻底抛开。
有鉴于此, 从1953年前后起, 苏联就开始推行一项与美国的“新面貌”战略类似的核武政策, 重点发展打击效能更高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并不惮于将中低烈度的核战争视为现实的政策取向。
以兢兢业业的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为核心, 苏联人开始尝试突破德国导弹工业的遗产, 研发拥有多级火箭助推器有效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1957年8月, 苏联第一型洲际导弹、最大射程8800公里的SS-6“警棍”在拜科努尔试射成功。这是一种结构简单粗暴、性能极不稳定的产品,第一级助推器竟捆绑了4台四气室RD-107型增压火箭发动机(每台另配2台游动发动机)和1台四气室RD-108型核心发动机(另配4台游动发动机), 使用需要提前加注的液体燃料, 无法隐蔽、升级潜力几近于无。
为了超越这一试验品, 军方严令火箭设计师米哈伊尔·杨格尔(Mikhail Yangel)迅速研发“警棍”的后继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1000公里的SS-7“鞍工”, 并要求将其作为1960年十月革命节的献礼。
然而忙中出错, 首枚“鞍工”在1960年10月试射时发生大爆炸, 亲临指导的战略火箭军司令涅杰林元帅当场死于非命, 而SS-7直到一年后才正式定型。
与美国相比, 苏联在战略地理环境上处于先天劣势。美国本土两侧皆有大洋与欧亚大陆隔开, 构成一道海上安全缓冲, 使苏联早期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无法轻易危及其主要城市.
不仅如此, 在“世界岛”苏控区边缘的西欧、中东和日本, 美国还拥有一系列海空军基地, 既能以之作为对苏联实施快速核打击的出发地, 在进行两栖投送和战术反击时也远为便捷。
SS-6最终无法实用化, SS-7开发进度又一再滞后, 重重压力之下, 赫鲁晓夫被迫在1962年采取冒险之举, 将射程较短的中程导弹SS-4秘密部署到古巴, 指望形成心理优势。不料早早被美军侦察机发现, 最终在加勒比海上演了一幕颜面扫地的“隔离”悲剧, 导弹也被迫撤回本土。
实事求是而论, 古巴导弹危机对苏联战略安全的实际影响并不像表面那么显著。作为撤回古巴导弹的交换, 美国政府承诺移走部署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 使苏联西部地区遭遇快速打 击的风险略有下降。而在西欧和亚太等毗邻苏联领土的地区, 俄国依旧拥 有显著的打击力优势。
然而在加勒比海失去的面子令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 几乎立即决定以不惜代价的姿态投人核武器、特别是洲际导弹竞赛中。1968年, 苏联国防预算的18%耗费在了研发和采购核打击载具上, 陆基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SSBN)和战略轰炸机这组三位一体以不分轩轾的劲头齐头并进, 吞噬着海量资金。
到1973年前后, 苏联部署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投射平台的总数已经和美国相当, 尽管在核弹头总数上只及对方的一半(2000个对4000个), 但已足够实现核平衡中的基本假设“确保相互摧毁”(MAD)。
然而在苏联军方看来, 自己依然是处在易被摧毁、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境地。“古巴导弹综合征”已经恶化为彻彻底底的数字游戏, 完全丧失了现实的战略目标。
20世纪70年代，苏联甚至一度在军事实力上对美国形成压制。在经济上，也凭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东风”，改善了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苏联的这些繁荣景象，却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图为70年代苏联阅兵场景
平心而论, 勃列日涅夫就个性而言并不能算是激进分子。但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 一名资历和历史功绩都不够突出的领导人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个人好恶。
最高领导层中的党、政、国家三位负责人最初呈现“三驾马车”并行的状态, 其中暗藏着激烈的权力竞争。既然“三巨头”中的柯西金选择了将修复对华关系和对美战略缓和作为自己的政策标签, 勃列日涅夫自然要走一条差异化路线, 以故作强硬的立场支撑自己的地位。
另外, 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欧诸国领导人基本都是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后崛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 他们担心自己在美苏缓和的大气氛中沦为牺牲品, 纷纷要求勃列日涅夫表态仍会继续为巩固苏联的势力范围投入资源。在此背景下, 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成为勃列日涅夫新干涉主义的起点, 苏联的扩张倾向开始愈演愈烈。
勃列日涅夫
在军队内部, 勃列日涅夫的“鹰派”盟友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及其继任者、曾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Ustinov), 后者也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在政府中的最高守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末期, “军民双轨”的长期存在事实上已经升级为军工复合体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吸血”。9个主要军事工业部门(航空、机器制造、通用机器、核武器、国防工业、通信器材、无线电、电子、造船)直属于一个统一的军事工业委员会, 由一名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统管, 在资金和人力分配上具有优先权。
除此以外, 国家科技委员会承担着为军工部门获取海外新技术的任务, 包括化工部、农机部在内的另外7个部委也需要随时准备为军工生产提供协助。在部长会议下属的50个部委中, 至少有17个会和军事工业发生直接关联。
勃列日涅夫起用乌斯季诺夫的初衷, 是希望后者能理顺这张纷繁复杂的利益网, 裁减不必要的企业和部门, 以降低高负荷的指令性经济运转所需的成本。然而乌斯季诺夫祭出的策略却是“相互捧场”(Logrolling)——不限制任何一个部门的利益, 而是反过来要求政府扩大安全政策的目标、投入更多资源, 以实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一体均沾。
1967年, 苏联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展示了自己的战略轰炸机M-4。该机由米亚西舍夫主持研制翼展达50米, 机长44米, 使用4台米库林AM-3A涡喷发动机, 载弹量为20吨
苏联空中力量根深蒂固的任务分离倾向(远程航空兵、前线航空兵、国土防空军)以及内部的长期斗争, 与这种基于部门利益的条块分工具有直接关联。
在“相互捧场”政策下, 远程航空兵的任务平台(战略轰炸机)研发和生产几乎由图波列夫设计局垄断, 前线航空兵的轻型歼击机和负责对地支援的攻击机由米高扬设计局负责, 苏霍伊设计局则专注于开发国土防空用的重型高速歼击机, 雅科夫列夫设计局负责教练机和海军固定翼飞机, 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存在特例(如米格-25/31家族)。
雅科夫列夫设计局的雅克-38垂直起降舰载机在“基辅”级航母上
这种单一任务导向的多平台模式不仅显著抬高了采购成本, 也使苏联歼击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匆匆走上多用途化的国际方向。
苏联海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扩张同样遵循了这种模式, 并且不惜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歪曲合理的规划路径。
从古巴导弹危机时开始, 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就相当赞赏美国式的大甲板超级航母; 但由于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能赢得高层的支持和更多拨款, 戈氏在执掌苏联海军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执着于发展水下核打击力量、由远程岸基飞机和攻击型核潜艇构建的“战略防御蓝带”, 以及以反潜为第一要务的杂交式中型航母(“莫斯科”级与“基辅”级)。
扩充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战略导弹潜艇的数量能増加苏联在和美国博弈时的数字筹码。空射、潜射和舰载反舰导弹覆盖范围的延伸, 使苏联得以在毗邻欧亚大陆“世界岛”的半封闭窄海建立起拒止/反介入(A2/AD)态势, 保障了核心利益区。
1985年, 苏联“台风”级弹道导弹潜艇正在巡航。“台风”级弹道导弹潜艇比美国“俄亥俄”级体积大近两倍。装备20枚SS-N-20弹道导弹, 射程达到8300公里, 可打击到同半球的任意目标
攻击型核潜艇以及杂交型反潜航母的存在, 则为战略导弹潜艇清理出了越来越大的战备值班区, 使其最终能够实现在不进入美国拥有制海/制空权的海域的前提下, 对其本土实施有效核打击的目标。
正是在这种扭曲的考虑下, 苏联前两代航母的预设任务并不像全球大部分航母一样, 是用于遂行攻势制海; 它们始终是核潜艇以及核战略的属物。
“莫斯科”级(1.5万吨)的初始目标任务是接替岸基巡逻机, 在挪威海和地中海搜索并攻击搭载有“北极星”A1型潜射弹道导弹(射程1900公里)的美国“乔治·华盛顿”级核潜艇。具备使用短距/垂直起降(STOVL)战斗机能力的4艘“基辅”级(3万吨)除去上述任务外, 还要负责消灭“北约”部署在GIUK(格陵兰一冰岛一英国)封锁线周边的巡逻机和中型水面舰艇, 以使北方舰队的“德尔塔”I型核潜艇能前出到挪威海、发射SS-N-8型洲际导弹(射程7700公里)攻击美国本土。
雅克-141是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垂直起降战斗机，由苏联雅科夫列夫设计局1975年开始设计，1987年首飞，1991年后由于苏联解体导致计划终止，从未量产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蓝带”防御圈基本建成、苏联与美国在核力量上的确保相互摧毁能力(MAD)已然形成之后, 建造大甲板超级航母、 借此争夺进入开阔大洋的“遏制点”(Choke Point)才重新成为海军高层关注的焦点。
然而, 海军系统航空工业集团的既得利益者雅科夫列夫设计局为了推进其新一代STOVL战斗机雅克-141的研发, 反对一切弹射起飞航母方案; 陆军“青年学派”和造船企业的领袖则赞成优先建造搭载直升机、执行反潜和快速两栖投送任务的多用途船坞登陆舰。
旷日持久的辩论和延宕耗费了将近10年时间, 直到1983年, 具有若干美式航母特征的“第比利斯”级(即今天的“库兹涅佐夫”级)大型航母首舰才正式动工兴建, 而采用核动力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级则直到最终也未能建成。
早在20世纪初, 欧美地理政治学者就洞察到了潜在的俄国霸权无法避免的资源困境: 它的经济地理格局是对欧亚大陆“世界岛”人力和资源的集中控制及运用; 但与此同时, 由于在多条战线上都面临对手的两栖攻击威胁, 同时还要长期维持庞大的陆上军力以在战争爆发后占领西欧, 俄国在国防资源的分配和军工体系建设上很难形成真正的均衡状态。
在美海军驱逐舰“戴约”(Deyo,前)的陪伴下, 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Admiral Kuznetsov,后)正通过意大利南部水域。该航母可搭载舰载机60余架, 配备有12枚长程“花岗岩”(SS-N-19)反舰导弹, 是苏联和俄罗斯第一型真正意义上的航母
只有先将收缩于“世界岛”的内聚型计划经济变更为依托全球市场、自由航行和生产资料自由流通的开放经济, 俄国才有和美国的一战之力。然而在苏联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它只是以出口原油等初级原材料获得的利润供养胃口愈来愈大的军工复合体; 在东欧、中东和非洲发展的一众战略跟班也甚少具备造血能力, 只是白白吸吮莫斯科的“输血”。
这种情形在全球油价高企的20世纪70年代尚可勉强维持, 一旦油价开始崩溃, 立即难以为继。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十年, 苏联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几乎没有任何上涨, 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不足日本的1/2。
其一度引以为豪的军工研发能力, 随着美国在微电子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 也被迅速抛开。随着“宙斯盾”作战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研发成功, 美国现在有了一套集成化、自动化的侦测-指挥-控制-打击系统来对抗苏联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它们使海军有信心顶住苏联轰炸机的压力, 在挪威海北部、北角以及日本海部署航母战斗群, “从海上”赢得一场对苏联的局部战争。
苏联航空工业最后的娇子苏-27和米格-29虽然不乏亮点, 但在设计理念上已经成为对美国的亦步亦趋。唯一值得称道的仍是其核打击能力以及接连更新换代的洲际导弹, 但这在局部战争下只是一种虚声恫吓。
苏联不止是亡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误导以及戈尔巴乔夫的自毁长城, 更是亡于其军工复合体的贪婪和短视。令人扼腕的是, 重生的俄罗斯联邦在国家经济稍定后, 再度走上了一条紧攥核按钮、不惜为“国威”牺牲军工产业结构合理化机会的老路。
常规武器方面, 苏联解体前服役的大批装备已接近寿命上限, 替换工作的进行则相当不理想。以海军为例, 除去几艘用以装点门面的大型舰艇外, 中型水面舰艇的老化情况已相当严重; 然而新建舰只的工程进度仍远远落后于预期, 并且这些“新”舰也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的设计。
所幸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 俄罗斯军队遭遇的要么是装备状况更不理想、资源总量相差甚远的对手, 要么打的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小规模地面战争, 尚不曾破坏这种自以为是的满足感。
2018年3月1日, 普京在进行国情咨文演讲时, 骄傲地宣称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包括射程10000公里的SS-X-30“萨尔马特”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全新核武器投射平台, 并演示了一幅模拟动画: 搭载在“萨尔马特”之上的十多个核弹头穿过大气层, 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拦截, 狠狠地砸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庄园所在地佛罗里达州。
那一刻, 不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泉下之灵会做何感想。马克思在嘲讽路易·波拿巴时曾有言: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 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 不过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军工产业中, 有的只是苏联曾经的巨大影子而已。■
声明：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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