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译文，供参考借鉴。原文编译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简称BCG。网址https://www.bcg.com/）高级顾问、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会成员、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女），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简称USIP。网址https://www.usip.org/）所长南希·林德伯格（Nancy E. Lindborg，女）的《美国领导与国家脆弱性的挑战》报告。

在一个对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的数量与复杂性都日益增长的非常时刻，美国人正在提出有关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实施的全球领导的类型的艰难问题。

经历了10余年的持续战争与一代人所经历的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持续的经济不安之后，美国人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正越来越希望回家。

坐下来并等待当前的失序时刻过去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目光短浅的。

我们根本没有那种奢侈。

美国的利益，我们盟友与伙伴的利益，以及全球和平与安全，都濒于险境。

激增的挑战，以及与之同时的应对它们的有限的欲望和资源，需要特朗普政府在何处以及如何选择施展美国的领导上展示卓越的纪律与想象力。

没有什么比美国应对国家脆弱性（state fragility）的挑战更紧迫了。

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处于许多当前的区域失序与全球动荡的中心。

随着国家努力跟上日益增长的公民需求，这一挑战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严重。

在解决脆弱性上，没有简单的药方。

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修复每一个脆弱国家。

我们能也应该表述合理和现实的政策原则，以决定在何处和如何投入稀缺的资源与关注去实现最大效果。

我们能也应该在塑造全球反应和加强主要组织与合作伙伴的能力上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提出了4个参与原则，以指导一种应对脆弱国家挑战的更严格的方法。

总之，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将使美国在较低的成本和可管理的风险下做得更好。

我们建议如下的“4S”框架。

第一，战略性的（Strategic）。

集中精力在美国利益最大的地方，特别关注那些脆弱性能够颠覆地区秩序的国家。

与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加强他们有效应对的能力。

预防优先，在其演变为冲突与不稳定之前，解决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

投资于脆弱国家与社会的恢复力（resilience）。

警惕可能破坏长期目标并进一步加剧脆弱性的短期行为。

第二，系统性的（Systemic）。

将安全、政治与能力的挑战联系起来而非彼此孤立地加以解决。

运用治国方略的整个工具箱是一件事。

确保工具箱朝着共同的目标工作是另一件事。

第三，选择性的（Selective）。

专注于那些美国的利益与力量是最大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些目标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利益和能力是一致的情况。

授权国际合作伙伴与组织去领导那些他们拥有更大的利益与影响力的情况。

当我们的利益很大而力量有限时，我们应该坚持至少我们的参与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加脆弱，同时探索和精炼可用的“大棒”与“胡萝卜”以改变精英和其他主要行为者的动机。

第四，持久性的（Sustained）。

国内政治支持对达成预期的结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国家从脆弱状态过渡到健康状态要耗时数十年；政策框架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耐心、灵活的投资。

我们无法维持当前的响应式的、昂贵的危机应对节奏。

我们也不能在没有能够实现什么的共同的感觉与更大的信心――这会带来必要的政治支持和财政资源――的情况下一头扎进复杂的环境中。

在我们手段的有限性以及不作为的成本与后果上，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十分坦诚。

将这些原则转化为行动，将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艰巨的考验。

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对重塑我们与脆弱国家以及与国际合作伙伴的接触是十分重要的，这在我们自己的政府内部也同样重要。

有3个突出的优先事项：

1.通过确保行政机构内部以及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更大的一致性，使我们内部井井有条。

2.在国际合作伙伴之间以及他们与脆弱国家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

3.磨砺工具，以帮助脆弱国家更有意义地加强其国家-社会关系。

我们对这些挑战的复杂性或美国影响的有限性不抱幻想。

但是，我们对帮助这些国家和社会书写自己未来的坚定的美国领导的持续承诺怀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