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2期，原文标题《成为父亲：父职的消解与再发现》

文/徐菁菁

父亲这个角色是人类文明建构的产物（绘画：吴和平C）

爸爸去哪儿了？

8个月前，我升级成为了一位母亲。从小家伙降生的那一刻起，无分昼夜，生活变成了以哺乳为节点的一个又一个小循环。幸运的是，由于家里老人的有力支持，新妈妈的生活并没有太难熬。我没有像许多母亲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压力如山。照料孩子之余，我很快就尝试安排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恢复阅读、运动。四个月产假结束后，我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我并非没有困扰。我先生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日常工作繁忙，晚上8点到家就算难得。即使在家中，他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微信群中处理公务。由于有老人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几乎不用他插手。夜间，我基本独自承担照料女儿的工作。有条不紊的日子里，仍有一种焦虑会时不时地向我袭来：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他是否能够有力地分担孩子的日常养育，做一名合格的父亲？

这种焦虑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点很可能是我被卷入了某种集体性恐慌。这两年，我关注了很多育儿主题的自媒体、公众号。一个名词时不时地出现在我所阅读的文章里：“丧偶式育儿”。在这些文章的评论里，你总能看到许多妈妈痛陈她们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

2015年，央视主持人李小萌辞职回归家庭。过去几年，她来我家做客，每次都带着女儿，和我们谈论她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2018年，她决定重回荧屏，第一个作品就是12集的访谈节目《你好爸爸》。李小萌说，她发现，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妈妈和爸爸在孩子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当她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本能地先把目光投向了“父亲”，因为在她身边，太多的家庭结构都是姥姥、姥爷、阿姨和妈妈带着孩子，爸爸是一个偶尔出现的人物。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女儿也极少有机会得到父亲的陪伴。

李小萌（王旭华 摄）

一些数据可以佐证这些个人经验性的感受。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每10年会进行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最近一次，也就是2010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40岁以下的被访父亲中，最近一年从不或很少照料孩子生活的占到70%，从不或很少辅导孩子功课的为47%。另一项更近期的调查来自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上海家庭教育现状分析”调查报告显示，孩子的生活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从2005年的12.2%下降至2015年的9.6%；孩子的教育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则从2005年的30.2%下降至23.7%。

“丧偶式育儿”这个词很有传播力，因为它以夸张的戏谑近似粗鲁地概括了一种被普遍感知的现象。但是，这种概括的潜台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父亲们是不负责任的、不可靠的、懒惰的、逃避的、缺乏作为父亲的自觉的。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像我的焦虑，充满了矛盾，且指向不明。就拿夜里照顾孩子来说，我常常戏谑：“祝你拥有婴儿父亲般的睡眠。”绝大多数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在身边小床上的一小声哼唧，就足以让她们瞬间惊醒，但婴儿的号啕大哭也未必能吵醒父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当我频繁夜起，独自完成喂奶、换尿布、哄睡这一系列规定动作时，我难免会心生抱怨。但事实是：我并不愿叫醒丈夫。一方面是想保证他第二天上班的精力，另一方面，“他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必须承认，为数不多的几个黎明前夜，我在困倦至极时叫他起来搭把手，他并没有任何不情愿。既然如此，我的焦虑究竟源于客观现实，还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我对父职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做《你好爸爸》这个节目，李小萌说，她一开始是奔着控诉去的，一路走来却发现父亲们的许多难处。她举办面向爸爸们的活动，现场一问，他们基本都是应妻子的要求来的。但是交流起来，爸爸们也有委屈要说。“他们都在想：现在妈妈都是专家，我们都没有发言权，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妈妈在这个领域里确实掌握了太大的话语权。”李小萌说。她在一个公众号上开课，讲育儿书籍，叫《妈妈读书会》。一次她给这门课拍宣传片，导演是位年轻父亲。他突然提出自己的不满：你光给妈妈读，不管爸爸，不说爸爸的事。

或许，成为母亲和成为父亲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旅程。回到小生命诞生之初，李小萌记得女儿一降生，她就“爱得不行”。我是那种慢热型的母亲，但孕育生命的过程足以让我将养育内化为自己的天职。心理学理论认为，为了实现直立行走，人类的骨盆变小，胎儿在母体内孕育的时间缩短，人类都是事实上的“早产儿”，需要经过漫长的婴儿期。在孩子生命之初，他们依然需要受到子宫般的呵护，他们和妈妈是一体的。但对于父亲而言，孩子出生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只负责提供精子，与孩子之间缺乏生物学上的牵绊，也不存在应承担的生物学责任。对孩子来说，父亲不可或缺的状态在受精卵形成后基本就已结束。

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教授鲍勃·帕尔科维茨（Rob Palkovitz）认为，男性可在生理层面转变为父亲，但是并不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以适应父亲的角色。做一个父亲的样子和责任，都与做一个丈夫不同，需要另一种承诺。这种转变将影响男性在每一天生活中的选择、行为和事情的优先顺序。男性需要慢慢成长，才能逐渐扮演父亲的角色。

面对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很多父亲都会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演员包贝尔告诉李小萌，他十分期待孩子的降生，但当他真的看到孩子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想象中应有的强烈的连接感，于是，他就像许多父亲所做的那样，等孩子两三岁了，能交流了，才开始介入孩子的教养。

《爸爸去哪儿3》中的夏克立父女（视觉中国供图）

前几年，湖南卫视的真人秀《爸爸去哪儿》播出后，加拿大爸爸夏克立成了“映衬”中国爸爸的模范。他对女儿的陪伴令许多母亲都自叹弗如。他和女儿一起疯玩，一起染头发。不久前，女儿想打耳洞又很害怕，他就和孩子一起打了耳洞：“你看，什么事只要有个伴就不难。”但事实上，和包贝尔一样，夏克立也曾经在新生命面前找不到感觉。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照顾婴儿的细节都承担起来。他说，既然没有像母亲那种天然的物理性的连接，就要自己努力在关系当中去寻找。

“成为父亲”对于许多男性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父亲”之名带来的压力和困惑很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你好爸爸》的所有嘉宾都强烈地感到，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似乎“自己本身必须得是点什么”。“凯叔讲故事”创始人王凯说，如果你不是什么的话，在孩子面前就没有发言权。

心理咨询师李松蔚给许多出现问题的家庭做过家庭治疗，但他同样有作为父亲的困惑。他告诉我，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一点是，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儿子成为了一个父亲。“当你是一个儿子的时候，我可以认同自己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不够完善的，还在成长中的人。但是父亲这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需要去承认一点：我已经长成了。”

女儿出生时，李松蔚正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思路卡壳，于是会有一个又一个熬到深夜的晚上。那时候，几个月大的女儿半夜醒来哭泣，他抱着女儿摇晃哄睡，一旁是亮着的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论文。“心里很困惑。我在想，如果她懂事的话，她会怎么看待我。我还是一个学生，却好像已经要成为她行为上的榜样。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很成熟的科研工作者，知道应该敲出来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做不到。我要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有底气地告诉她：你看，这是你爸爸。”李松蔚的女儿7岁了，他依然会时不时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纠结。

李小萌为《你好爸爸》寻找嘉宾，请他们谈谈对父亲角色的看法。“爸爸”们最常见的顾虑是自责：“我这个爸爸当得根本就不合格。”怎样才是合格的？似乎也没有人说得清：“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好父亲的面目竟是如此模糊。

“当丧偶式育儿成为一种流行语时，媒介起的作用到底是让父亲回归家庭，还是让他们与家庭之间更加割裂？”李小萌的观察是，“许多新一代爸爸并非没有参与养育的自觉。爸爸和妈妈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妈妈想让爸爸用跟她相同的方式来爱孩子。但孩子并不需要两个妈妈，他们也需要来自爸爸的，不同于妈妈的爱的方式。在我们抛出一句指责之前，似乎应该更清晰地分辨彼此的角色，而不是在混沌当中只剩下情绪。”

被消解的“父职”

为了理解父亲的角色，我尝试去理解今天的父亲们所处的位置。我找了许多父亲聊天。一位父亲的感受颇具代表性。不像《你好爸爸》的嘉宾，他的工作很普通，收入不足以独自承担家庭的花销。妻子和岳母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他从小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某种重要角色，但具体到日常，他并不擅长与孩子相处。他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在他的妻子和岳母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是他不作为的结果。

20年前，意大利心理分析师、国际心理分析学会（IAAP）前主席鲁格·肇嘉（Luigi Zoja）注意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可有可无”。他的病人里经常有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父亲。当他关注这个话题时，数据更让他惊讶。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由于离婚率的上升，那10年里每10个出生的孩子就有4个注定只能和父亲或母亲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20世纪末，美国已有一半孩子完全或者部分地与单亲母亲度过童年，非婚生子占总出生率的30%以上。即使是在非单亲家庭中，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再重要。这位擅长史实和社会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萌生了一个判断：父亲在孩子成长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到了历史最低点。

2001年，鲁格·肇嘉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在这本书里，他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父亲划定了一个历史坐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左）和女儿安娜（中）、外孙女伊娃在一起。安娜·弗洛伊德创立了母子之间的依恋障碍理论，视觉中国供图）

以生物学的观点看，父亲与母子共同生活并参与养育孩子的物种，只占整个哺乳类的3%左右。在人类近亲黑猩猩的社会里，除了维护整个群体安全，雄性黑猩猩在具体的后代繁衍中只贡献精子，养育后代全由母黑猩猩承担。

可以说，在家庭中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并参与育儿，是人类文明演化出来的父性机能。它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个农耕社会中，需要有一个角色去组织社会合作和斗争，制定和维护规则。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父权社会中，父亲都是令人畏惧的不可忤逆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家庭的领导者，也是教育者及精神支柱。在那样一个完全传统的社会里，我们会认可这样的父亲是一位好父亲：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政，他有俸禄和田产供养家庭，为孩子选择教师，并亲自把关他们的教育，为他们能够子承父业为官做宰提供经验和资源。

如果我们承认，父亲在生物学上并非必需，与母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多体现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那么，一旦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父亲的角色也容易随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然而，这在一个追求快速进步，不断变化动荡的时代已不再有可能。父亲可能还在渴望他的孩子继续他的职业道路，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变化已经发生，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技术进步日益将他的技能变得过时。肇嘉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一代父亲，开始将他们的孩子推向比他们自己的职业“更好”的职业，社会的进步已经比以往更经常地粉碎了代与代之间的联系。

甚至，孩子的休闲时间同样也不再为父亲保留一定的位置。几千年来，父亲教孩子怎样骑马，几代以来，他们教孩子怎样骑脚踏车。但如今，当孩子们面对的是电子游戏机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权威。他很可能无法指导孩子使用电脑。他似乎属于一个过去的不同的世界。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精神核心，他沦落为一个“养家糊口者”。

家庭精神生活主角的问题被调换了过来。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指出，开始于婴幼儿期的母子关系是孩子建构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观察战时幼儿园里的孩子，发现并详细记录了因失去母亲导致的异常，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依恋障碍。此后，英国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和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进一步推进了对母亲角色重要性的研究。前者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全身心照顾婴儿期的孩子，是其健全发展的基础。他并未特别论述“足够好的父亲”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比发表了三部有关依恋障碍的著作，此后的研究更明确指出，母子依恋以父子关系无法企及的深刻程度影响着孩子的生存及安全感的建立。

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先驱 梅兰妮·克莱因

很显然，传统好父亲的光荣岁月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父亲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过去，父亲虽然是家庭的核心，但他往往并没有进入养育的日常，而现在，无论是为了带领他们的孩子进入今天复杂而多元的社会，还是为了回应新一代母亲们的平权要求，都需要新一代父亲真正涉足这一领域，并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在日常养育中，仅仅是理解孩子、认识孩子个性就是无比复杂的工作。

鲁格·肇嘉感叹父亲们的困境：他们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是如此之难，“使得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有时他很简单地就不去尝试与他的孩子维持一种关系；在其他的时候，他处于焦虑与恐惧的控制之下，害怕他的孩子会抛弃他。他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是那个冒着被排除在外风险的人，他反过来努力去将自己投入横向交流的青少年世界当中。许多研究告诉我们，父亲最经常与孩子共同进行的‘活动’就是看电视，而这就是背后的原因。”

鲁格·肇嘉对于父性的研究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但不难看出，在现代性面前，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是被一起扫荡的。而且，中国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快速剧烈，我们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可能仅仅在两三个世代间就发生了巨变。

以情感支持为例，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现在我们认为男性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情感支持。可是，早两代的父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当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都有危机的时候，情感支持就成了奢侈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评价体系里，并不是重点”。

李小萌记得特别清楚，她30岁之后有一天回家，她爸爸说：“宝贝女儿回来了！”她心里一惊：天哪，我爸爸有了这么柔软的表达！小时候，爸爸对她的评价总是充满了否定。她曾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带小毛参加活动，人家小姑娘都跟花蝴蝶似的，咱们女儿又黄又瘦缩在角落里。”“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她还记得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自己老在学校主持学校活动，就有点“飘飘然”，自我感觉特别好。“我爸迎头一盆冷水：怎么那么轻浮！”

后来做《你好父亲》，李小萌发现，这样的创痛比比皆是。潘长江终其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父亲自然流露的赞美。60岁的人，说起来，还眼泛泪光。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他爸爸一辈子没对他笑过，直到他儿子出生，才看到爸爸的笑脸。令李小萌印象最深刻的是，蔡国庆一开口就说：“当我知道我妻子怀孕的那天，我爸就在，我就指着我爸爸的鼻子说，我绝不要成为你这样的父亲。”从小，蔡国庆的爸爸以冷酷的、令他尊严扫地的方式训练蔡国庆学声乐。有时候，他在练习时发现父亲好像睡着了，停下来不唱，父亲睁眼一脚把他踹到一边。

现在人们开始批判父亲缺失的危害，但这种缺失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过去的社会文化默许着。王雪岩记得，她的父亲在谈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曾说：“如果哪家生了孩子，当爹的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抱自己的孩子的，那会被人笑话，实在想抱了，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抱。”

李小萌问过她所有的嘉宾一个问题：你最早的跟你爸的互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很多中国爸爸答不上来，有的人说到了七八岁才有印象。只有加拿大爸爸夏克立的描述最细致：“大概是两岁多的时候，我和爸妈在一个游艇上，他们投放了一个小气垫船，拖个绳，把孩子们都放在那上面。”他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爸爸会陪他堆出一人高的沙子城堡。这么看来，夏克立有与女儿玩耍的天赋并不偶然。

为了让夏雨上节目，李小萌好几次劝说他。有一次，夏雨特别严肃地和她说：“小萌，我觉得我不适合你这个节目。因为你要讲的是父亲、父爱。我现在30多岁了，我和我爸一起相处的时光不超过两年，我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可讲。”包贝尔的父母离婚了，谁也不管他，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说：“我为什么能演喜剧？我那时候去同学家——‘阿姨，你真漂亮！’阿姨高兴了就会烧红烧肉给我吃。”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要让人开心，讨人喜兴。

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儿童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即使在成为父母前就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着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童经历的趋势。

很显然，很多新一代父亲很难从父辈那里学到符合当今时代期许的为父经验。一个“70后”父亲来参加李小萌的活动，讲了他的痛苦：对待孩子并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对待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父亲亲密。”有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在晚饭后带女儿散步。女儿很喜欢牵他的手或是拉他的袖子，可他会条件反射地甩开。女儿说：“我就是想拉你一下，抱你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这位父亲说，他意识到了问题：养育孩子，光有人生观、价值观远远不够，他需要学会爱的表达。他去学习，去改变。“我现在改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改变的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未被看见的彼此

从历史的进程回到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深入到家庭的日常，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又会有什么认识？

出现在李松蔚咨询室里的家庭，一般都是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来的。可是在他看来，很多问题并不真的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不能正确处理一些情绪，借助孩子表达了出来。

李松蔚

做家庭治疗，李松蔚一般都要求全家人一起参加，缺一不可。他观察到，在咨询室里，“父母双方的表现往往就像网上的吐槽和段子一样：妈妈是热情的，投入的，坐在孩子身边，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她是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不时地给爸爸一个白眼”。“爸爸也配得上这个白眼。他总是坐得很远。除非问到，否则从不主动开口。”

这些表现似乎称得上“丧偶式育儿”的比喻，但是，“丧偶”传达的信息是：“父亲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爸爸的沉默并非代表他不存在，他始终存在，而且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态——“事情哪有那么严重，不值得每个人都扑上去”；“我的意见根本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不如躲远一点”；“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赞成”；“养孩子的事我不懂，我只管好好工作，给你们多挣钱就好”。

李松蔚遇到过很多困惑的父亲，他们开车回家，会在车里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抽一会儿烟。或者原本可以下了班就回家，但他们会约个人喝点，找几个人打牌。因为他回去之后，没有办法承担来自家庭的很多情绪和情感。“他在家中无话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想要做点事情，妻子会挑剔；想跟孩子玩一下，会发现孩子跟他也不亲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只需要负责赚钱。”

李松蔚发现，许多妈妈看不到这些父亲的无声表态。她们总是说：“他随便……”“他在不在，反正都一个样。”“男人有什么用？”这些抱怨存在的悖论是：妈妈们“一方面抱怨对方没有存在感，一方面又拒绝看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不愿意坚持让对方留下来，反倒挥挥手送他离开。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她们的抱怨呢，还是她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

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对父亲教养投入较多的精力。此后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父亲教养投入对于孩子发展的影响。这是人们开始呼吁父亲回归的知识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家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发现，父亲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投入到孩子教养活动中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实际投入水平依然有限。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父母关系的互动上，被提出的新理论之一是“母亲守门员效应”（the Effect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母亲守门员效应认为，在父、母、子三方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母亲们把家庭当作自己的私家花园，在四周建起高墙，把家庭劳务及与孩子相关的事情当作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她们在唯一的入口处检查“园艺工”父亲的入园资格，并负责组织、监督、规划、委派父亲教养孩子的活动等日常工作。该理论认为，当女性在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时，会形成两个身份认同标准，一个描述其对自身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描述对配对角色即孩子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这两种身份认同标准同时对自己和配偶的角色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消极的，阻碍了父亲参与教养，也可能是积极的，能够促进父亲的投入。

母亲的态度对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有很大的影响（视觉中国供图）

上海女作家毛利在公众号上写家庭情感类的文章，总是会遇到抱怨“丧偶式育儿”的读者。“她们提起来会很愤慨，有时候我就建议说，你要给爸爸一点机会。可是她们并不肯，抱怨说丈夫就是没用，男人天生不会带小孩。”毛利说，“好像女性会很渴望那种万能的，不需要教，也不需要沟通的丈夫。但其实，我们会看很多育儿书，男性也是在摸索着当父亲。现在大家经常说，女性正在找到各种方式，打破职业上的偏见。我觉得女人是不是也要给男人一个机会，让他打破家庭里面对男性的性别偏见？”

毛利的丈夫陈华椋过去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儿子矮文出生的头三年，他都属于候鸟式的父亲，平均一个半月来上海一次。毛利说，自己是独立女性，当年产检都是一个人来来去去。儿子降生之初，她认为，有自己的父母帮忙，带孩子的事情用不着丈夫。但事实是，带了两年孩子之后，她绷不住了。陈华椋告诉我，最早，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外地工作有何不妥，慢慢地，他感到妻子对自己的缺位多有抱怨，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才开始尝试改变。为了缓解矛盾，2016年，他接受了一份在杭州的新工作，实现了每个周末回家陪孩子。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在家庭面前：矮文需要开始准备幼升小的择校，而且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老人们已经“压不住他”，谁来主持孩子的教养大业？2018年3月，毛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她“雇佣”了陈华椋在家里做全职父亲，每个月支付工资2万元。

做这个决定，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养家的经济实力，也需要勇气和魄力。亲戚的问询像刀子一样：“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干吗？小孩上幼儿园了还需要陪吗？前两年他没辞职，小孩不是也养得蛮好啊？”很快，小区的大妈们也知道了消息，闲话不可避免。“但小区的人还是友善的，他们至少不会当着你的面说不行。”毛利告诉我，“我在公众号上写全职父亲工作报告之后，前几期一直有读者发来长篇大论，告诉我这么做绝对不行。”

作为一个“守门员”，毛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丈夫主导自己的花园的。“原来我也觉得，他照顾小孩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不靠谱。”矮文还不满一岁的时候，陈华椋把他直接扔进浴缸里游泳。孩子哭得厉害，他不准毛利把他捞起来，说这是一个锻炼，习惯就好。教矮文骑自行车，陈华椋说放手就放手。孩子一路摸爬滚打。小区的大妈都看不下去了：“爸爸心硬呀，小孩一头栽到绿化带里去了，我看他就站在外面，一动不动。”但也就是这样的爸爸，会带着矮文粘知了、抓蜗牛，在网上买蟑螂喂壁虎。陈华椋说，自己之所以能安于这个角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全权负责孩子的养育，妻子对他的决定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来（视觉中国供图）

毛利告诉我，其实直到如今，她依然不能理解丈夫的很多育儿方式。她时常觉得陈华椋对孩子有时候太严厉，但她不会用抱怨挑剔的态度去看待这种严厉。“星期天的公园里，好几个爸爸带着小孩，显而易见，是为了给妈妈放假，歇一天。这些爸爸跟我一样，只做点零碎边角料工作，带小孩在公园捞捞鱼，捉捉蝴蝶。随心所欲地带着，小孩想吃冰激凌去买，想吃糖就吃，绝对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孩子。你心里也明白，这是野生动物的养法，交流全靠诱饵。家里总还是需要一个人，把这只小动物，慢慢教养成人。”

如果只讨论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强调母亲的主动性，显然存在许多不公。在李松蔚看来，那些充满抱怨的母亲，她们背后的焦虑也同样未被父亲们看到。“中国的女性在性别角色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压力。很多丈夫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孩子的出现带给他们巨大的身份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同样在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个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正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人生追求上、审美追求上有很多想法。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母亲，需要以妈妈的身份来考核自己。可能连奶水够不够这样一个问题都会关联到她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犯了错。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阶段里面，支付了大量的成本。她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焦虑：关于自我的发展，关于年龄，关于有没有跟社会脱节，有没有被主流抛下，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财务，以及这段婚姻失败的风险。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

作为一个男性，李松蔚坦言，男性不可能对女性的困境真正地感同身受，但妈妈们的这些不容易，爸爸们好像参与不进来，也不习惯于去谈论和理解。“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我都告诉你，我不会抛弃你，还有什么好担心？”

“我们近来说男人不会做父亲，其实很多人对父亲这个角色多少还有一些认识，但是丈夫到底是什么？对中国男性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更困惑的角色。”李松蔚说，“很多人不知道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与妻子保持浪漫的亲密关系，需要承担什么，享受什么。也不知道当孩子降生之后，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妻子，而不是仅仅是孩子的妈妈。文化传统让男性疏于情感表达，他们既不会表达自己，也不懂如果让伴侣感受到爱。当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的时候，无法为妻子提供支持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无法做一个好父亲。”

家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视觉中国供图）

重新发现父亲

在父亲角色重构的时代，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父亲都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回答这个时代的命题。

女儿出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夏雨没有接任何工作。他特别自豪地跟李小萌说，女儿生命中所有的第一的瞬间——第一次翻身、坐、站、叫“爸爸”、走路——他都在场。

管理着自己的公司，即使有数不清要忙的工作，王凯也一直坚持赶在孩子睡觉前回家，为的是亲自给孩子按下讲故事APP的播放键。他要创造这样一个仪式感，在他女儿的心里种下这样一个概念：我爸爸每天在我睡觉前给我讲故事。每当孩子想起这件事，心中充满的是父爱的温暖，她会觉得爸爸就在我身边。

现在，陈华椋早已经是沪上知名的全职爸爸。为了儿子矮文，他和妻子毛利打破了性别成见，重新发现了彼此。陈华椋说，他很享受陪伴孩子的生活，并将此看成自己的职业，从中获取了无尽的成就感。“我希望矮文未来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像我今天对待他一样投入。”

在这个时代，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父亲？2006年，美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父亲功能”包括七个方面：1.和孩子的母亲培养积极的关系；2.花时间陪孩子；3.养育孩子；4.恰当地规训孩子；5.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6.保护和供养；7.成为孩子的模范。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父亲，我们并不苛求父亲们面面俱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父亲都有不同的个人追求，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父亲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担当父职的方式。但我想，无论父亲们承担哪些职责，他们都应当能够看到和回应妻子的需要、孩子的期待和自己的内心。

在我的采访中，最令我动容的故事来自一个普通上海家庭。两岁半的小女孩一一很依恋爸爸，还吃着早饭呢，她就会问：“爸爸，你今天上班吗？”如果是肯定回复，她就会“有点舍不得”。临出门了，更是软磨硬泡要爸爸“再玩一个游戏”。周五到周日这三天，一一总是特别高兴：笑得多，跑得多，调皮多。只因为：爸爸在家。

女儿的依恋背后，是父亲李文贤努力建立的充满爱和理解的家庭。在一一出生前两年，李文贤和妻子胡苏敏就曾经讨论过：未来如何养育孩子？小家庭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两人一拍即合，都对独立抚养小孩，不依赖老人、保姆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那时候，妻子第一次提出了成为全职妈妈的模糊想法。李文贤赞同这个主意。

这一方面是出于李文贤的个人经历。由于父母经营生意失败，忙于偿还债务，童年时期，李文贤和姐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寄住在不同亲戚家。甚至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和大三岁的姐姐曾经独立在家生活过一年。那是一个农村的大房子。从大门口到房间需要跨越三道门。晚上起夜风，“什么声音都有”。姐弟俩每天自己洗衣、做饭。入夜，他们就锁上所有的门，害怕地躲进房间。李文贤记得有一回，外婆来家里看姐弟俩，住了一两天。那天放学回来，他发现外婆走了，难过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姐姐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长大以后，李文贤回到父母身边生活，他也观察到，这段经历对父母来说也是无尽的遗憾。偶尔谈及，他们眼中总是充满了愧疚。这一切让李文贤有个执念，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更多的陪伴，让她感受到爱，也不让自己留有遗憾。

李文贤（中）、胡苏敏（右）和他们的女儿（贾睿 摄）

另一方面，同意妻子回家，也是出于李文贤对妻子的观察。他告诉我，结婚第一年的时候，每天早上夫妻俩一起出门上班，在分开之前，他常常需要帮妻子把工作中令她焦虑的事情一条条拎出来分析，想方设法安慰她。“她后脑勺有一小撮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

在那以后，李文贤悄悄做了一件事，他认真翻阅了家里的账本，调研了市场上最主流的育儿成本，得出了一个家庭最低支出的数字。当时，他的收入大概是这个数字的60%。那是他第一次感到家庭财政收入的具体压力。他付诸行动，开始做出新的职业尝试。“我对家庭责任的理解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出切实的努力，给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不同选择的可能性。我不觉得太太日后一定得做全职妈妈，但是我努力让她在日后有做这个选择的保障。”

2016年，女儿一一出生。妈妈胡苏敏猛然发现，事情和她想象的不太一样：她下不了做全职妈妈的决心。初生婴儿的养育难度大大超过了她的想象，让她非常发怵，于是，婆婆一直留在上海帮忙。同时，她对未来感到害怕。“我一路走来都是特别主流的一个人，接受教育，考一个好大学，读了个研究生，出来中规中矩地做一份工，现在说要去做全职妈妈了，感觉非常不主流。”

等到女儿快一岁了，与老人之间的教育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胡苏敏才再次考虑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这一次，李文贤却做了“拖后腿”的人。他和妻子约法三章：1.不凭一时的冲动做决定；2.不带着自我牺牲感进入全职妈妈职分；3.不完全与外界脱轨；4.一起做未来5到10年的家庭财务规划，确信两个人都不会过多担忧。胡苏敏记得，那时候先生总说一句话：“这个决定主要影响的是你，对我来说影响不大。”那段时间，他们开始了密集的讨论。很多次，全职母亲成为他们卧谈的话题。在被窝里，他们拉着手，分享着彼此的思虑、担忧、憧憬、期待，还有对另一半的期望和需要。2017年9月，胡苏敏离开职场，回家陪伴女儿，那时候，她已经很明确，自己并不享受当时日复一日的工作，渴望亲自陪伴女儿度过人生中最初的几年。

妻子离职后，母亲回了福建老家，李文贤比从前更忙了。一一喜欢和父亲玩，每天早上上班前，李文贤会花两个小时陪女儿。胡苏敏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把一日三餐配好。孩子玩痛快了，她上午的时间也能够轻松一些。妻子辞职的时候，李文贤去找自己的老板谈，提出每周五在家办公，承诺绝不影响工作。于是每周五早上从起床到10点钟，胡苏敏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每天晚上，洗碗筷的任务是爸爸的。每个周五晚上，夫妻两人会讨论周末的大致安排，让彼此都有机会喘息。李文贤有一句话：在刚结婚没有孩子的阶段里，我们更像是两个合法同居的单身人士，并没有太多合作和彼此分担。在独立带娃的路上，每天太多的细节需要合作，讨论，彼此帮助。我们完全离不开彼此。

（2015年9月13日，湖南省儿童医院开设的“超级奶爸”公益训练营开营，“菜鸟”奶爸们集体学习为孩子洗澡、换尿布、喂奶等必修课，视觉中国供图）

胡苏敏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曾经觉得自己真厉害，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全职妈妈的生活，一直积极、努力、开心。“快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不是我先生实实在在地把早上、周五、周末的时间安排出来，承担包括晚上洗碗在内的很小的事情，如果他不坚持哪怕其中一件，我可能就顶不住了。”

“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你必须睁开眼去看一看。”胡苏敏总在发现这种付出。“从前让他做一个家务，他可能会拖上几天，现在几乎立刻就会执行。”有时候她晚上想去健身，只要提出来，李文贤都会努力早点回家。“这件事好像简单，仔细想想其实不简单。”李文贤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妻子发“工资”。胡苏敏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有一次，“工资”暂未到账，银行卡绑定的基金定投扣款失败显示余额不足。“很奇怪，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没有收入，似乎被社会抛弃啦？好在老公帮我想在前面，不然多受几次这样的刺激，我会不会崩溃？”

李文贤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人生中也能有一个阶段做一个全职爸爸。“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间隔年，我能够重新理清我的生活，也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的生活，然后观察她，留下一段很亲密的回忆。”我问他，希望在女儿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爸爸？“我希望她能从我身上看到，生活是有意思的，可以去享受的。她能充满安全感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她也永远可以回到我身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