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经济全球化VS经济冷战——世界经济走势探析

11月15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自贸区金融服务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十三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11月15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自贸区金融服务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十三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特邀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作题为“经济全球化VS经济冷战 世界经济走势探析”的主题演讲。

活动现场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先生、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先生出席本次活动。另外,还有来自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界、企业界、商会、协会、高校、研究机构等近500位嘉宾出席活动。

嘉宾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 张凤明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的战略合作项目。我们经常举办各种讲座、研讨会、论坛和峰会,汇聚多方声音和观点,成为知识中心、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还联合陆家嘴、浦东以及多家金融机构打造众多子平台,例如在太平养老保险公司的支持下所打造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等,已经成为上海金融界、产业界交流发声的平台。曹远征先生原先在国家体改委一直从事国家体制改革的宏观研究,在中国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金融机构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天的主题,曹老师定会为大家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张凤明认为,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背景下,中国还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跟国际世界的接轨,中国不可能成为有3万亿外汇储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以陆家嘴为例,以前是农村、小渔港,是落后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金融机构集聚,发展成就令人鼓舞。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有的人说没关系,有的人说很危险,怎么看?怎么办?中国的还是要坚定的做全球化的拥护者,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主旨演讲: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曹远征简介:

曹远征,经济学博士,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86年—1987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1989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经济体制处处长;1992年—1998年,担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九十年代后期加入中国银行,从事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具体实践,曾担任中银国际董事、副执行总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外,曹远征还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专家。同时也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现场实录:

当今世界确实处在百年未有之变局,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它的冲突会殃及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第二,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点,不仅仅是贸易,它是对整个未来发展方向和考虑带有冲击性的。

就拿中国来说,根据我们的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并不大,既使目前现有的水平上,影响中国GDP是0.5个百分点,对贸易额影响500亿美元左右,微不足道,但是它对预期的影响很大。当股市不断下跌,意味着股权在平仓,一平仓去杠杆就会加速进行,会导致一个螺旋式的下跌。其中看到民营企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民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是民营企业财务上去杠杆压力巨大,股权被质押的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贸易的问题,它是全局性的。我们看到7月31日政治局会议中间讲了六个“稳”,最后一个稳就是稳预期。中美贸易战如果不能在一个时点上控制的话,那么预期的紊乱显然难以克服。所以社会各界期望在G20峰会上能否达成某种协议,双方可以接受的一种协议。

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动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动,中美贸易战的内在逻辑与后果,警惕经济去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全面深化改革,捍卫经济全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背景是什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那什么叫经济全球化?它的含义是什么?从我们经济学家研究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两个含义,第一个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各国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一致性使制度的交易成本极大降低,然后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它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在加快,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又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因为金融是毛,贸易是皮,毛浮在皮上,这样的话,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金融的一体化。

第二,这个可贸易程度的提高,它不仅仅是商品贸易,最终是要素的贸易,是全球要素的流动加快,它表现为投资贸易自由化。过去我们一讲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但更核心的WTO的框架,是投资贸易自由化。投资是生产要素的交易。这时候生产力的布局,因此变得全球性的布局,不再拘泥于一个国家,而是产业链条,分布在世界各国之中,一个国家可能只是一个环节,而整个产业链条分布在世界各国之间。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布局,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实我们经常讲,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沿海经济发展很快,实际上中国经济纳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以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全球资本相结合,构成了沿海发展。那么沿海发展是两头在外,市场在外,原料在外,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一个产业链条仅仅是一个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更多表现为加工贸易。中国尽管是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全球投资的世界工厂,这是全球供应链。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在管理学意义上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就出现了全球的供应链管理,企业开始管理扁平化,开始有众多的外包形式。最早创造外包的就是戴尔,戴尔几乎不生产任何计算机零件,但它有品牌。中国是苹果最大的生产商,但中国仅仅是在代工。苹果总部在美国,它负责设计,但不提供生产。由于外包的出现,全球成了一个供应链,金融也相应发生变化,变成了供应链金融,现在的管理变成了全球供应链管理。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没有一家企业,没有一个国家是能独善其身和自给自足的。

经济全球化及其红利分享

由于这样的一个生产布局,形成了全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增长加快,于是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在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全球经济增长4.3%,高于过去33年平均3.3%的水平。高出的1个百分点,可以简单视为全球化的红利。而中国加入全球化,分享了这一红利。

这一红利是怎么分享的呢?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下,形成了三个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成就了世界的工厂。廉价制造卖到整个世界,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这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由于物美价廉商品行销整个世界,有力的拉低了世界的物价水平,未再出现通货膨胀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板块,像亚洲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本身是没有原料的,那么原料要来自世界各国,由于它的制造业发达,带动了全球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也为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巴西等等资源大国提供了增长的机会,他们的出口大增,而且出口价格在上升,也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他们对全球化的支持,就是在物质资源上支持了全球化。第三就是发达国家的板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是不行的,像美国制造业大概只有12%,但它的服务业是发达的,尤其金融服务业,像高盛、摩根史丹利把金融服务业覆盖整个世界,利用金融创新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从而也支持了美国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使美国的利率降低,支持了美国人负债消费的模式。美国对全球化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大消费国。他分享全球的红利,就是大量的廉价资金进入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新模式

经济的全球化造成了一个架构,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一个消费的核心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制造业的核心区。而石油输出国和其他资源出口国是资源的核心区。当资源向亚洲国家出口产生了盈余,产生了贸易顺差。而制造业向消费中心出口,也产生了盈余,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但是需要说明的,所有经常项下的盈余,最后都通过资本项下回流美国。然后就会看到都是回流到美国的市场,这形成了全球化的循环。

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美国也在发生变化,家庭消费逐渐在美国经济中间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美国家庭消费的收入来源,不是靠它的工资,产业正在转移,工资是没有上升的。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工资是几乎不上升的,但美国的消费却在扩展,是因为美国的资产价格在上涨,因此支持了它的消费。举例来说,美国金融发达集中表现在房地产上,对个人家庭来说,可以做倒按揭安排,一套房子100万美元,涨到120万,就可以用涨价的20万质押给银行贷款,那个贷款可以用来吃喝。只要这个房价不断地涨下去,这个倒按揭可以不断地玩下去。这样就构成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家庭的消费,带有明显的财富效应,消费房价两者相关系数达到0.67,只要房价上升,67%的收入是支持消费的。形成了美国负债消费的模式,成就了美国在全球化中全球消费中心的地位。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当年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但2009年开始,现实的经济表现始终不及潜在的增长能力。每年都说可能经济会恢复,各大金融机构都在预测,但到年终都要调低预测,实际表现远远不及预期表现,而且累及全球十年。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果全球需求不足,中国的产能过剩就是绝对的了。这就构成了中国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中国的产品如果出不去,怎么把产能搞出去?于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产能的国际合作,但事实是世界经济的增速是远远不及预期的。

第二,在过去的全球化的贸易中,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一倍左右的,但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不及GDP增长速度的一半。去年全球经济终于好转,国际贸易增速又重新开始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持平甚至略超一点。但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增速显然难以维持。如果经济增长不好,则国际贸易增长不好,金融是毛,是浮在这张皮上的,皮之不存,金融动荡是必然的,现在更值得担心的是金融动荡,会不会出现类似二十年前的亚洲的金融危机。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金大幅外流,导致本币外币价格大幅变动,引起宏观经济的整个困难。近年来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甚至印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威胁,阿根廷的货币贬了50%,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人们突然发现跟他们过去理解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了,经济增长在变慢,贸易增长变得更慢,金融处于动荡之中。

世界经济由此进入新的长周期

与上一轮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长周期相比,这一轮长周期的特点似乎是以去全球化开启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防止了更大的衰退,而不能有效的提升经济增长,各国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之中,并开始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中长期政策安排。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相伴随的国际贸易摩擦,使保护主义抬头,民粹情绪上升,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退化收缩的危险。去全球化反映在各国经济政策安排上,是缺少协调,甚至以邻为壑,凸显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这个局面继续存在的话,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低增长、低通胀、低贸易、高杠杆将成为常态。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加剧

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日趋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认为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达国家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要求由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2016年,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上述去经济全球化由思潮变成建制化安排,于是据WTO的统计报告,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309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就占256项,平均每天就有1.4项贸易保护措施产生,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贸易保护实施主体逐渐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争端逐渐由“美中摩擦”扩展到“美欧和美日摩擦”;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引发的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手段不断翻新,环境因素、贸易规则、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武器;摩擦从单纯的贸易领域扩展到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汇率、产业政策、劳工保障、人权等领域成为摩擦新领域,并与贸易问题相互叠加。

经济去全球化使全球产业价值链面临重构

随着世界经济出现长周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一方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危机后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行,部分海外生产环节和进口商品被国内生产替代。而中国已于2008年开始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价值链网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从国际贸易中获取了更多的收益。

世界经济何去何从?

目前,以美国优先的全球贸易战使G20的成果,尤其杭州峰会的成果有可能变为“立此存照”。而2018年初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传达出来了三种声音,预示着世界经济的三种走向:以欧盟为代表,坚持现行的自由贸易体制;以美国为代表,要求实行“公平”,首先对美“公平”贸易的体制;以中国为代表,倡议建立开放包容的世界贸易体制。当前世界经济的三种走向正在博弈,不仅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短期表现,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及格局。

中国人认为当前世界治理结构有问题的,应该要建立开放包容的世界贸易体制,中国愿意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但坦率地说这是一个理念,它的操作框架还在形成之中。这三种理念正在博弈,究竟哪个占上风?尚且不知,但它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从明年来看,似乎美国人正在与欧盟讨论现有WTO改革的问题,想把公平贸易的原则放进去。中国也希望跟欧盟进行合作,尽管是WTO的改革,但仍应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这个博弈正在进行之中,世界经济何去何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二、中美贸易战的内在逻辑与后果

经济全球化形成中美经济的新格局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年均增长13.2%。其中中方呈现为顺差,但这一顺差大部又以金融投资的形式返回美国。这一新格局表明,中美国际收支呈镜像关系,中国经济内外的非均衡既是美国经济内外的非均衡结果,也是其原因。两国经济的非均衡构成了国际资金循环的均衡。两国经济互为前提,中美经济从未有现在这样的高度依赖性。这一新格局同时也表明,均衡是脆弱的,必须共同努力,加以维护和调整。

中美国际收支顺逆差的传统经济学理解

中美国际收支的顺逆差在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局面,但缺乏制度局面上的正式安排。 在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内,宏观经济政策是以国别为基础的。国际间的经济事务寄望于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主要是汇率的调节机制。基于此,在过去,美国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巨大顺差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人民币汇率升值应成为主要调节手段。这成为以往中美经贸摩擦的焦点。 从过去的历史看,第二大经济体的GDP 达到第一大经济体GDP 的2/3左右时,贸易摩擦就有可能升级为冲突,出现贸易战。其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将互为贸易顺逆差发生国。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71%。日美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顺逆差发生国时,尽管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仍然爆发了贸易战。 目前中国的GDP 约占美国的64%。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占中国贸易顺差的68%,而美国对华逆差约占其贸易逆差的66%。

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则呈逆差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以货物贸易来看,中美贸易顺差的59%是由加工贸易构成,而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表明中国是各国投资参与的“世界工厂”。

自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以后,全球产业开始出现向东亚转移的态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承接了这一转移,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二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外资、民资、国资共同参与其中。“二头在外”,即原材料和市场在外,而加工环节在内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表现为中国原材料出口国,尤其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换言之,是这些国家原来对美的顺差转移到中国,呈现出中国对美顺差的扩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一国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该国必须对外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以维持该货币的国际流动性。美元是国际货币,在资本项目不出现逆差的情况下,保持经常项目逆差是维护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国际流动性义务。贸易逆差因此是必然的。如果一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则该国货币具有长期贬值趋势,并使汇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回避此风险,包括衍生工具在内的各种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作为该货币的提供国——美国具有天然优势,不仅金融服务业发达,而且呈现为资本项目顺差。这要求美国必须持续扩大经常项目逆差。否则,将会出现“美元荒”。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元荒”的体现。此后,为了获取最后国际清偿力——美元,各国都具有了出口导向性的重商主义倾向——积累美元,迫使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中美贸易摩擦的六个回合

第一轮,美国使用232措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实施对等反制,对美国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双方均已执行。

第二轮,美国公布301措施产品清单,对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列出了同等规模反制产品清单,但双方尚未执行。

第三轮,特朗普宣称将额外对中国1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但尚未公布具体清单,中国回应一旦美方公布将予以对等反制。

第四轮,美国激活对中兴通讯出口禁令,中国回应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第五轮,美国于6月15日,局部实施301措施对500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宣布同等规模的反制。

第六轮,美国于9月24日宣布再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征10%的报复性关税,并于2019年1月1日可能提高到25%税率,中国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加征5%或1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对剩余的2000多亿中国产品再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后果与前景

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守成的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角逐。分歧在于对全球治理理念不同,从而应对方式不同。美国是既成国际秩序及治理机制的守成者。但冷战结束,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这一秩序和机制的系统性缺陷,美国无力维持,但又无心改革。遂出现满足民粹主义的“美国优先”的去全球化倾向。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预计在2030年前,中国GDP将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000美元左右。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将会跨入高收入国家(人均10500美元以上)。在国际治理系统性缺陷面前,中国的主张是改革国际治理体系,以改革来捍卫全球化。由此决定,中美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冲突将是长期的、全面的、深刻的。贸易战仅仅是开始。

从持久的角度观察,贸易战的最后赢者不取决于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取决于经济的韧性。中国的韧性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2014年,中国的消费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GDP的第一大贡献者。2017年,中国的消费已占GDP的58.8%,是投资(32%)的近两倍,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的消费将是支撑贸易持久战的基础,也是希望所在。

此外,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政策安排将重塑世界格局,并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其中,崛起大国的长期政策安排至为关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做好,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根本举措。从未来看,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争的后果是世界主要消费市场的转移,从而不具有零和博弈的必然性。如果妥善处理,全球治理将向G2的方向转变。

三、警惕经济去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

全球股市面临调整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全球GDP增速低于潜在水平,贸易与投资回暖,但尚未完全摆脱危机阴霾,各国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与结构性改革任务。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股票市场不再是“晴雨表”,开始背离实体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形成历史少见的超级牛市。股票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价值,席勒市盈率等指标达历史高位。

过去八年,全球股票市场表现过热,原因包括:第一,在经济回暖、政策预期催化下,企业利润及其预期增长。第二,移动互联网产业浪潮,信息技术板块拉动指数上涨。近年来,全球迎来新一波科技浪潮,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网络、云计算、流媒体等纷纷崛起。第三,低利率致使定价扭曲,股票市场“供不应求”并不断自我强化。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极低利率环境致使定价扭曲,股票市场不断膨胀。

2018年全球股市回调压力增大,其中呈现了几个重要的转向。第一,全球增长预期转向。全球经济好转并非“新常态”,中期下行风险依然存在。第二,全球货币政策转向。2018年,全球货币政策由分化迈向基本同步,由极度宽松转向正常化,改变长期低利率环境。第三,全球资金流动转向。随着货币政策与市场利率变化,资金由股市流向债市。第四,投资与交易策略转向。在长期低利率、低波动的市场自满情绪中,做空VIX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XIV成为单向操作,当股市下跌时,强制抛售为市场带来额外的下行压力,引发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

新兴市场债务风险高企

其一,新兴市场债务规模持续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不断加大举债力度,整体债务水平不断攀升。截至2017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水平已达到233万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加了16.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318%。其中,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达到17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81.8%;新兴市场债务水平为61.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11.1%。在扩张速度上,新兴市场债务增长远快于发达经济体。2007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为21.3万亿美元,2017年三季度达到61.1万亿美元,增长了2.9倍;同期,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从147万亿美元增长至171.8万亿美元,增长了1.2倍。

其二,新兴市场债务结构不合理。在债务结构上,非金融企业债务是驱动新兴市场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2007年底至2017年三季度,新兴市场家庭部门债务规模从3.3万亿美元增长至10.2万亿美元,其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从15.6%小幅增加至16.7%;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从8.5万亿美元增至28.1万亿美元,占比从39.7%增至46.0%,提高了6.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债务规模从5.5万亿美元增长13.7万亿美元,占比从25.9%降至22.4%;金融部门债务规模从4.0万亿美元增长9.1万亿美元,占比从18.8%降至15.0%。

其三,新兴市场债务币种错配。在币种结构上,新兴市场债务以本币债为主,外币债以美元为主。截至2017年三季度,新兴市场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本币债务占比达到60%-80%左右,仅部分经济体(阿根廷、中国香港、新加坡、土耳其)这一占比在40%-50%之间。在外币债务中,除欧洲新兴经济体以欧元为主(如捷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占比在16%-19%之间)外,主要新兴经济体均以美元为主。

其四,新兴市场债务面临偿债高峰。在期限结构上,新兴市场债务即将面临偿还高峰期。根据IIF的统计,阿根廷、巴西、智利等26个新兴经济体在三年内将面临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到期的债务(债券和贷款)将分别达到30579亿美元、32289亿美元和30050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分别达到8003亿美元、8318亿美元和8637亿美元,占比分别达到26.2%、25.8%和28.7%。在26个新兴经济体中,2018年面临债务偿还额较高的包括中国、韩国、印度等。

其五,新兴市场进入去杠杆周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稳步推进,欧洲经济的复苏促使其央行考虑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的紧缩和基准利率的抬升可能加重新兴市场债务负担。新兴市场将告别过去低利率环境下的杠杆化进程,而进入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去杠杆化周期,由此带来的信贷紧缩可能对本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资产价格等形成一系列压力。当前新兴市场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融资条件收紧加剧新兴市场债务负担。从全年走势来看,美债收益率将大概率走高,预示着全球实际利率中枢的上移和新兴市场融资条件的日益收紧,这将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偿债压力。二是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会增加新兴市场再融资和还债难度,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兴市场对美国出口减少,加上美国促使海外企业将利润返回美国、阻碍资本流入新兴市场,情况将更加恶化。2017年以来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的公司或主权信用评级下降,正是债务风险上升的信号。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捍卫经济全球化

中国为什么要捍卫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同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谈到,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而且也使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目前中国牵涉国计民生的许多大宗商品,如石油、大豆、饲料等 依赖进口,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经济全球化因此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如何捍卫经济全球化?

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问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如何捍卫全球化?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理念,但这个理念是被联合国接受的,是全球治理理念。去年联合国70届联大纳入决议。什么是共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之道。在尊重彼此利益关切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协商、谈判扩大利益交汇点,缩小并管控分歧点,形成合作的基础。共建,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共享,通过合作来做大蛋糕并不是最终目的。蛋糕应为所有人共享,提升人们的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终目的。通过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来落实中国的国际治理新理念,现在东北亚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尤其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它有可能在东北亚形成一个新的合作热点,中日韩,甚至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在内的新的合作区域。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区域化的合作,来逐渐把这个理念贯彻进去,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治理架构。关键是要改革,要开放。

以共赢的理念应对中美贸易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贸易战是双输。因此,中国认为应通过谈判对话,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争取共赢。这符合合作博弈演化的理论。以宽容善意出发,一报还一报,以战止战。避免经贸问题演变为政治军事问题。由于中美经济差异和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决定中美在内的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互补,中美各自拥有一些战略性筹码,对双方构成制约平衡。从而也决定了双方行为只能沿着合作博弈演化的轨道进行。从前几轮中美谈判看,中方已善意出价,愿意以扩大进口方式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在现有的框架下,首先扩大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进口。市场预计,在未来的二年的,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会增长35-45%,而能源出口会增长到500亿美元左右。

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再升级,按照合作博弈演化理论,可以初步模拟演化过程。在初步合作阶段,中国自美进口的大豆、牛肉、原油和天然气显著增长,短期内将倾向于略微增加美国通胀而降低中国通胀;美国上述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或有所上升,其他国家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但是,单纯依靠农产品和能源贸易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对两类产品的需求和美国供应均存在天花板效益,美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在飞机和汽车对华出口方面,也同样受制于中国需求和美国相对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力限制,增长空间有限。这意味着初步合作并不能解决问题,贸易摩擦的风险仍然存在,推动着合作博弈的高阶段演化。

此次贸易战的重点是高新科技产业,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又是核心。目前,中国已开始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并同意中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创新。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额已达286亿美元,预计将迎来快速增长期。目前,美国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对话出口存在管制。但是,由于美国并非全产业链布局,相当一部分供应链分布在日韩等地,从而也存在着谈判的余地。关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中国已开始落实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政府管理体制,并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开放。这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为进一步谈判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重化工转型之中,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全面困难,下岗工人曾经达到2300万人,经济下行,呈现出现通缩局面,是否进一步加大开放,并以此来推动改革成为一个历史的考验。它集中体现在中国是否要加入WTO上。当时,许多人认为WTO中国协定书中的不少条款是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安排。主要体现在第11条,第15掉,第16条等。一旦签订含有上述条款的议定书,中国的机电工业、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有人甚至认为签定议定书就是卖国。尽管中国加入WTO有不可预测的风险,但是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体制机制与国际接轨,为了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还是毅然决然的加入WTO。历史证明,中国加入WTO,不仅未使上述担忧成为现实,反而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机电行业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而金融服务业外资在华的营业收入不增反降。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美国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天以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见面和谈判,是值得高度关注和期待的。

(未经本人审核)

主持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战略发展部总监助理 刘欣宜

文字:陈任之

摄影:赵竟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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