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受到他父亲司马谈的重要影响,思想开放多元,绝唱

司马迁著史,受到他父亲司马谈的重要影响,思想开放多元,也由于他写《史记》乃是“私作”,容易贯注自己的史学思想,所以表现出较多新的理念。人物传记是《史记》的核心内容。《史记》之前的史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它们所记载的人物,往往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或者名望上显赫的人物,偶尔涉及个别小人物,但着墨不多。《史记》则除了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大臣贵族、官吏佞幸之外,也把学者、医生、农民、商人、隐士、刺客、侠士,甚至倡优、卜者、方士、星相等各类人物,写入正史传记,共写了四千多个人物,极大地拓展了史载人物的阶层和范围。正如梁启超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史记》采用了全新的体例。以往的史书以叙事(编年或国别)为记述手段,《史记》则变为以人物活动为记述视角,以人物贯串事件,把人物描写和事件叙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便更具文学色彩。

在《史记》记述的四千多个人物中,有众多言行举止鲜明的形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性格化人物。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首先得力于其以人物传记为核心、为基本叙述视角的新体例,同时,也是司马迁极富魅力的表现手法之必然结果。《史记》的叙事、写人手法,继承先秦历史散文尤其是《左传》的优良传统,追求叙事的故事情节化,注重塑造性格化人物,并在此两点上有所创新,更加成熟,这是《史记》最重要的文学成就。

一、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史记》人物传记是以人物为核心,贯串事件。这就要求它既要保证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和真实,又要展示历史人物在事件中悲欢离合的命运和鲜明性格。如何做到呢?司马迁的第一个办法是,通过精湛的剪裁功夫来实现上述目的。例如《李将军列传》。

《史记》人物传记选用安排材料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例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征战、开国的经历,写他的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风采。而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增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并且展示了他的无情和无赖。

再如,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不耻下交”,“名冠诸侯”,以礼贤下士著称。

在《范睢蔡泽列传》里,司马迁记叙了他因为惧怕秦国,而不敢收留被秦国追捕的魏齐,对赵相虞卿为了救助朋友而抛弃相位的义行也并不赞同。这样的记载,展示了信陵君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使人物的主要经历完整,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展现了人物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侧面的性格,使事件和人物均有血有肉,完整活泼。

二、刻画人物性格的几种经典手法

(一)以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

实际上,《史记》许多篇章中的人物语言描写,都能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神情风貌。如那些耳熟能详的例子:“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阴鸷刻深;“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陈涉世家》),质朴无忌,传达出乡民初见王宫的艳羡和惊讶;“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急怒交加的神情,表现他刚直的性格。

(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

司马迁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在特定环境中凸显人物性情

描写紧张激烈的环境和场面,把人物置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去塑造,是司马迁写人的又一特点。《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字。

(四)以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凸显人物某方面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写人物,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外,还注意以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特征。例如,《项羽本纪》写霸王悲歌别姬,《高祖本纪》写刘邦被项羽射中后谎称“卤中吾指”。

《史记》也常常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它或是通过人物独自,或是以他人的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点拨,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

用独自写心理以揭示人物性格的例子,如《李斯列传》。

《史记》不只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巨著,更以其人物传记的卓越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价值,恰如鲁迅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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