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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有一个镜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之后，连续作战疲劳之极的战士们，为了不打扰市民的正常生活，晚上整整齐齐地躺在街边睡觉。市民们早晨起床走出家门，看到这一幕，无不为人民子弟兵的爱民精神所打动。

那一晚，解放军睡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坚硬的地面就是军人的床铺，像这样平坦坚实，宽敞而不被打扰的床铺，他们可能还是第一次睡。当他们从南昌城墙的枪声中出发，从井冈山的红土地上出发，从赣州于都河的波涛间出发，每一次的行军上阵前，他们可否想过自己晚上睡觉的床铺在哪里？或者今晚在哪里就寝？是高高的山岗上？还是密密的树林里？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或许到处都可以是他们的宿营地。

从军之后，我常常会想到这个问题，红军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晚上是怎么睡觉的？有没有床铺？有没有被褥？那些雪山上、草地中，那些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都睡在哪里？是不是就像歌里唱的“天当房地当床”？

有人作过统计，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铺上度过的。由此可见，床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张舒适的床是睡觉的必需品。

但就是这占地面积很小的基本需求，却不是哪里都有的，特别是对于军人来说，不是到了哪里都有床睡，他必须要用生命换来和平之后，安然睡在不被打扰的床上，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否则只能像长征中的红军那样，幕天而席地。

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基层连队战士们睡觉的床铺，不但舒适，还越来越讲究。这是国家物质富裕的一个缩影，谁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都会由衷地欣慰。当我看着现在班舍里那一张张美观实用的床铺时，不由也会想起我的军旅岁月中，睡过的那一张张简陋的床铺。

印象最深的是我穿上军装之后，睡的第一张“床”。那是一张会移动、能翻山越岭、全封闭的“大铁床”，那张床没有床头柜，也没有床腿，有的只是一只只大铁轮子。当我们在梦乡中遨游时，大铁轮子仍在不停地向前飞奔，仿佛为了提醒我们已经离开家乡，渐行渐远，它们一路上不停地发出“咣当咣当”的巨大响声。

床板是冰凉的，面积大得足以睡下几十个人。这张大铁床，就是我入伍时乘坐的闷罐火车。我们在这铁皮闷罐车里住了两个白天、三个晚上。车外是冰雪交加的寒冬，火车在风雪中穿行，薄薄的车厢铁皮根本无法抵御外面的寒冷。特别是到了晚上，整个人就像被装进了冰罐里。

我们在禹州县城换装时，只发了一床被子，没有褥子。为了抵御寒冷，接兵班长就命令我们晚上睡觉时，两个人睡在一起，被子铺一床盖一床，这样既解决了褥子问题，又可以抱团取暖。

这是在从军的途中，睡这样的地铺我们都能理解，班长说到部队就可以睡床铺了，部队的床铺都是制式的。于是，我们便期待着快点走进军营。

在铁皮闷罐车里闷了两天三夜之后，终于抵达了部队营地。令我没想到的是，一路上接兵干部已告诉我们，部队是南京军区，可我们到达的营地却是安徽蚌埠市的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

我们围着接兵连长陈宏举想问个究竟，不料一路上和颜悦色的陈连长把脸一沉说：“怎么了？是不是想说你们上当了？谁要觉得上当了，现在就可以丢下铺盖回老家去，我给你们出路费。”说完他扫视了一下不敢再言语的新兵们，口气缓和了一些，又说：“你们现在是革命战士了，什么是革命战士？战士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何况我们说的都是实话，这里就是南京军区。”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下属的安徽省军区独立第六团，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一四五部队。谁还有问题，都提出来，我负责回答你们。”

老的问题是没有人提了，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明明班长告诉我们到了部队就可以睡床铺，可安排我们睡的房间里，和闷罐子车里一样，只见地板不见床铺，不同的是地板上铺了一些稻草，一间房子睡二十个人，还是大通铺，连一张床腿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接兵班长也和我们一样，睡在通铺的第一个位置上。这个问题没有人问，班长却主动给我们解答了，他说：“这是在新兵连，是临时的营区，等新训结束之后，要重新分到连队去，到了连队就有床睡了。”

所谓的大通铺就是打地铺睡觉，被子一床挨一床地铺在稻草上，这样睡的好处是很暖和，弊端是内务难整，紧急集合打背包时容易出乱子。当然这种被子连被子的睡觉方式，也使青春的浓郁气息得以大串连，一个人的脚臭气经常会在大家的被窝里游行。

好在这是新兵连，无论是对内务卫生还是打背包的时间要求，都考虑到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有所放松。就在这新兵连的大通铺上，我们又抱团取暖了一个多月，直到分下连队，才结束了战友之间亲密又奇特的倒腿睡觉方式。

正像班长说的那样，下连之后我们都分到了战斗班，一个班九个人，每人有一张床，是两个木质的床头架上面搭一块床板的那种，架子下面没有柜子，床板下面放有一个简易的鞋架，多余的鞋子可以放在鞋架上。

班里的床铺摆放，除班长的床是单独放在靠墙位置外，其余人员是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两张床靠在一起，新兵床上卫生的整理，都要听老兵的指导。这就是部队的传统“传帮带”，新兵学着老兵做，新兵按照老兵说的做，新兵做不好时老兵亲手帮着做。凡新兵做不好的，邻床的老兵都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那时候的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绑定，新兵进步的绑定，老兵责任的绑定。新兵如果不用心、不细心、不专心，时间长了老兵就不再像当初那样客气。当然新兵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方设法达到老兵对自己的要求。

就在我成为老兵也要带新兵的时候，连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行动——调防。说它改变命运，是把我们从扛枪的战士，一夜之间变成了扛锄头的战士。原本在安徽阜阳担负看押任务的连队，突然调到合肥郊区巢湖岸边的巢湖农场去种稻子。

进入农场遇到的第一件事就与床有关，由于调防只背背包不搬床，到巢湖农场后发现条件比想象的更艰苦。首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床铺，连队住的营房窗户上甚至没有玻璃，窗框上钉的是一层塑料薄膜。房间的地面没有硬化，清一色的泥巴地。只有一块床板，如果将木板直接放在地上，太潮湿，只好到外面搬来砖头，临时垒起矮墙，然后把床板搭在砖墙上，算是床铺。

住下的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几起床塌人翻的事件，因为垒的砖墙没有用水泥或泥巴，都是用砖头干垒起来的，加上砖头长短不齐，又是垒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垒出的墙极不牢固，人躺在上面一翻身，砖墙就晃荡，动作大点的，就发生了墙倒、床翻、人落地的情况。这样凑合了一晚，第二天只好请来泥瓦匠，重新砌墙搭床铺。

我当上连队饲养员之后，搬出了班集体宿舍，一个人到猪圈旁的废旧仓库里居住，我就自己在靠墙角的地方用砖头垒起了矮墙，把我的床板放在上面睡觉。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垒墙之前没有查看好地形地物，更没注意到敌情危险的存在，把我的床搭在了一个老鼠洞的出口处。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有几只老鼠从洞里出来，去搬运粮食，竟然从我的被子上大摇大摆地趟了过去，拿我这革命战士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这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第二天我便找来几块小石头，把那个老鼠洞严严实实地封堵上，彻底断了它们的出路。

我当兵期间睡过的床铺，除了闷罐车和新兵连的大通铺，最差的就是这床板了，我是一米七五的个头，睡床板还好对付。连队有两个从军区排球队下来的兵，都一米八九的身板，相当魁梧，每人都压断过床板，结实一点的床板看着笔直，只要他们往上一躺，立刻被压得成了弓形。后来干脆在床板下面再垒一根砖柱子，对床铺进行加固，这样才保证能放心睡觉。

担负看押勤务时，睡的是制式床铺，不用考虑牢不牢固，绝对是安全的。但晚上要考虑接哨、考虑是否紧急集合、考虑连队干部查铺查哨，总觉得睡觉不踏实。到了农场后，虽然睡的床铺简陋很多，但却睡得很香，因为每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官兵们都是处在高强度体力劳动之中，特别是到了夏季，要种三季水稻，插秧、耘田、施肥，割稻、挑稻，有时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不要说躺在床板上，累得恨不能直接躺在田埂上呼呼大睡。

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洪涝灾害，参加抗洪抢险的官兵们连续多天吃住在大堤上，一次我到长江湖南段采访，晚上和官兵们一道住在帐篷里的简易床上，一个帐篷住了十几个人，潮湿、闷热，加上说梦话的、打呼噜的，弄得我半夜都没睡着，后来刚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突然听到有人大叫“有蛇了”，大家赶紧起床，打着电灯寻找，还真发现有条水蛇钻进了帐篷里。

蛇被赶出去了，我却再没能睡着。后来我就想，我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晚上，可我们的大部分官兵已连续在大堤上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恐怕他们没有人想着睡怎样的床铺，因为洪水造成的险情不断，随时都要投入到激战之中，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啊。

我在连队生活了四年，睡过制式床，睡过高低床，也睡过砖墙支起的木板床，那些年无论睡在什么样的床板上，只要睡一晚上之后，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训练场上的疲惫也烟消云散，白天遇到的不愉快和忧虑烦恼也会烟消云散。睡在那简陋的床铺上，心中有战士的豪情，有英雄的梦想，这梦想关乎着自己的前途，也关乎着国家的未来。

随着军龄和年龄的增长，睡的床铺越来越高级，但梦想似乎越来越稀少了，或许是因为当初的那些梦想，都在战友们和我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如今的我，仍然时常怀念当战士时，睡过的那一张张硬板床，没有舒适的弹性、也并不宽敞，但它却负载着战士的雄心、强大着军人的梦想……

作者：张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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