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徐志摩称之为“高轩”

2019年6月28日

张传伦

买辆二手车，这事搁今天，实在不值一提。哪怕是买了几辆：“劳死累死”，也没啥了不起，不过是显摆有钱，多半是买给别人看的。

胡适先生买下的这辆小汽车便不同，购于上世纪的1931年，那时的汽车真是奢侈稀罕物，最繁华的上海滩，也没有多少辆，算得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土财主们是不舍得买，也不懂得买的。

胡适

胡适先生是领风气于先的，名人就是名人。与名人沾边的事，都有新闻价值甚或历史意义，如名之特大者的胡适先生买了辆二手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上纲上线，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

徐志摩

徐志摩不喜与人打笔仗，只有他才会在当年见了这辆车戏称之为：“我们胡大哥的高轩”。

“高轩”

梁实秋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胡适的汽车”

几十年后，董桥先生著书《读胡适》，第四十六回专门谈胡适的车。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胡先生有了一辆自己的古老汽车，听说是花几百块钱向周诒春那边买来的。周诒春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卒业，留学美国，辛亥革命后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又当过清华学校校长，中孚银行总经理，燕京大学校长。胡先生那部汽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岀产的旧车，开动之前司机必须先用一根曲尺在前面狠命的摇幌好多下才能发动，车厢特别高，开上马路好像有一点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样子，徐志摩戏称之为‘我们胡大哥的高轩’。北大下课胡先生遇到熟人总是很客气的招呼人家搭他的车子，尤其是雷雨时刻马路淹水，只有这部高轩能在水上稳稳的开过去。许多年前台湾《联合报》易金先生‘幕前冷语’专栏登过一篇《胡适的汽车》，说中共拍摄的《鲁迅传》电影剧本里有这样一场戏：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新青年》同仁发生争端分裂了，大家散岀来，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車到同和居吃饭，鲁迅拒绝，赶上李大钊大笑而去。易金先生说这短短的镜头用意恶毒，明处看鲁迅与李大钊是沆瀣一气；阴暗的嘲笑，则是胡适那时候已经有了汽车！梁实秋先生于是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汽车》，说：‘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车到同和居吃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新青年》时代胡先生根本没有汽车。剧本里那场戏用意在强烈对比无产阶级作家的风骨凛然和资产阶级学者之生活糜烂。”

电影《鲁迅传》196O年立项筹拍，折腾了好几年，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编导演阵容十分强大，一切服从政治，允许某些场景虚构，剧本中为突岀鲁迅和党的亲密关系，虚构了李大钊多次和鲁迅见面、谈话的情节。

鲁迅

《鲁迅传》最终没有拍成，上下集的电影，只写岀了上集的剧本，难坏了编剧陈白尘，凡是涉及到历史上敏感人物的描写都要由周恩来总理定调拍板不成，事实求是地说《鲁迅传》有些人物的刻画，比如周作人，于时政不曾逆忤，又合乎历史，入情入理。总理明确指示：“周（作人）岀任伪职期间，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党作了工作，延安《解放日报》曾对周在北平抵制奴化教育等事迹，做过侧面报告。总理说：‘影片中如果岀现周作人，不能用假名，可用他五四时代的笔名，不要丑化他’。”

这与四九新政对周作人的待遇是一致的，可以写书、写文章，但要用笔名，酬庸相当高的稿费。

梁实秋的文集我没看全，他写“关于胡适的汽车”一文，是在读了董桥先生《读胡适》第四十六回之后才知有这篇文章。

梁实秋

梁实秋的名字，我十几岁上初中时在语文课本上第一次看到，名声可不好，这篇课文是鲁迅骂梁实秋的名作，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走狗乏而且丧家，骂得够狠，可谓入木三分。

论打笔仗，谁也打不过鲁迅的，这篇文章的深意，我当然读不太懂，倒是对鲁迅于文中将“时髦”一词，巧妙组合为“髦得合时”，甚觉有趣。

胡适先生一生自费购买了两辆小汽车，第二辆是新车。

董桥先生在第四十六回里回顾了不少关于胡适汽车的前尘影事，亦具现实意义，关乎人性、人情，令人感佩胡适的道德仁义，抄录如下，权做“读董桥先生新著《读胡适》感言之十”：

“胡先生晚年说起他的‘高轩’的故事说，直到一九三三年出国演讲，得了一点演讲酬金，胡先生才买了一部新车。抗战胜利后胡先生出掌北大，住在东厂胡同，胡先生的汽车应该是北大的公物了。东厂胡同到沙滩要经过皇城根，那一带雨天泥泞不平，晴天尘埃蔽天，市政府把这条路做成柏油路，从北大一直铺到东厂胡先生的住处。北大学生壁报开始有人讽刺了，梁实秋记得有一张壁报大意说：‘胡先生早晨吃了牛奶面包之后，坐上汽车，如果一路坑不平，则牛奶面包有被震荡出来之虞，所以修路是必须的。’梁先生说其实胡先生从来不为一己之舒适享受而惊动别人，说有一次他搭胡先生的车，那天正值雨后，路上有许多小水坑，胡先生一路不停关照司机：‘慢点开，前面有一个水坑，慢一点，慢一点，当心不要把水溅到人身上’。梁先生说胡先生一直反复说着这句话，竟顾不着和梁先生多谈了”。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